唐慧案 案情资料

 

什么造就了唐慧[南方周末2013-08-01]
 
唐慧让当地既恨更怕,奇特的情形出现:镇长求唐慧回去,书记又带着唐慧上访。
 
唐慧进京,永州公安为“稳定大局”,处理“渎职”警察。唐慧“发现了信访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
 
永州政法系统内部人士说,唐慧案给永州人带来的最大启示,成了“相信上访”。
 
“我们要向唐慧学习,”2013年7月中旬,永州市富家桥镇粟山里三组村民秦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7户人家打算轮流去上访。”
 
秦军是“乐乐被强迫卖淫”案中首犯秦星的哥哥。7户人家指的是该案中7名被告人的亲属。他们认为“判重了”,并打算通过上访“申冤”。
 
而他们声称要“学习”的唐慧,正是不断上访要求将7名被告人全部判处死刑的人。
 
永州政法系统内部人士说,唐慧案给永州人带来的最大启示,成了“相信上访”。
 
在请示有关方面后,永州市公安局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我们其实很想说话,但省政法委的调查结论没出来,我们不方便讲。”永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毛先奇说。
 
南方周末记者日前就唐慧事件联系湖南省委政法委采访,同样被对方婉拒。
 
2012年8月,在唐慧被劳教的消息引发全社会关注后,媒体又曝出乐乐案中警察包庇被告人等消息。湖南省政法委为此成立调查组,分成5个小组,分别对涉及强奸、劳教、“假立功”、秦星与警界关系等5个方面问题进行调查,并称一有结果,将向媒体和社会公布。
 
将近一年过去,调查结果仍未公布。
 
永州当地一位律师对此不解:“比如秦星是不是假立功的问题,事情并不复杂,是的话就要认定,不是的话就处理人,为什么不公开呢?”
 
南方周末记者从一名知情人士处得知,湖南省政法委的调查结果早已出来,但出于种种考虑,一直不予公布。
 
上访“属地管理”原则下的富家桥镇
对于唐慧的上访“成绩”,秦军在一份上访材料中将之归功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据媒体报道,唐慧6年间进京上访23次,省城上访百余次。唐慧的案子既不发生在富家桥镇,也不牵扯镇政府,但是由于上访“属地管理”原则,富家桥镇不得不对唐慧的上访负责。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富家桥镇,有很多干部曾经接访过唐慧。背地里,有人对她无可奈何;表面上,却又恭敬有加,生怕她不高兴了又去上访。每逢节日,唐慧总能收到镇干部们发给她的问候短信。在唐慧的鲜花店开业时,不少花篮都是镇干部们送的。
 
唐慧2007年第一次进京上访后,因“稳控”不力,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被诫勉谈话,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则被免职。
 
因为上访,唐慧也两次被当地拘留,一次5天,一次8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唐慧曾总结上访经验:“(上访的方式反映问题)既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又可以对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起到震慑作用,保证审判公正进行。”
 
有记者曾记下唐慧床头墙上贴着的一张纸条内容:“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务须抱着绝无退路的决心,勇往直前……如果立志不坚,时时准备知难而退,那就绝不会(有)成功的一日。”
 
唐慧坚持上访让当地既恨但更怕。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唐慧进京上访。富家桥镇的镇长给唐慧发短信,几乎是求她回去:“你要不回来,我就要被撤职。”
 
奇特的情形就这样维持下去了。永州当地一位律师认为,唐慧“发现了信访制度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
 
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内部材料上了解到,自2008年以来,富家桥镇政府给予唐慧的“困难补助”共计21万余元,且呈加速度进行,比如2008年仅700元,次年增至2100元,2011年增至4万余元,2012年达到15万余元(包括因一次医疗意外补偿给唐慧的6万元)。
 
补偿却并未取得预想效果。唐慧说,在终审开庭之前,她有两次到省高院上访,都是在富家桥镇党委书记魏斌带领下去的。而她第二次被魏带到高院上访的理由是:要告诉法官其女儿乐乐“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起因则是曾听法官说了其女儿“坏话”,唐慧“气愤不平”。
 
对于唐慧提出的184万元民事赔偿,富家桥镇曾到省高院做工作,让其照判,判完了由镇里负责解决。但这一提议未被采纳。
 
在乐乐案二审在湖南省高院开庭后,2012年5月22日,唐慧到湖南省高院“下跪”,其间法警与其发生肢体冲突,唐慧为此住院七天。富家桥镇以省高院的名义,赔给唐慧1.5万元。
 
唐慧当时要求湖南省高院道歉,富家桥镇干部中普遍流传一个说法:接访人员情急之下,曾向湖南省高院提出,是否可以让他们穿上制服,冒充高院法官向唐慧道歉,结果被高院拒绝。
 
“为了大局”
担心“稳控”不力的还包括警方。2012年7月3日,在乐乐案终审判决之后,唐慧到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举牌跪地喊冤,要求追究女儿案子中“渎职”警察的责任。在信访接待室内,唐慧以头撞墙,一直到相关领导出面接待。
 
而在最初侦办此案的警察郭继仪与杨军祥看来,他们才是倒了霉的人。
 
在发现乐乐离家出走之后,唐慧家人到其居住地所属的零陵区七里店派出所求助。因为有分局领导批示,该派出所很重视,指派副所长郭继仪帮助唐慧找回孩子。
 
郭继仪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唐慧一家最初认定邻居王某将乐乐拐骗失踪,且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乐乐夜不归宿第二天回家后,曾告诉家人前一天就是跟王某某出去的。后来此案告破,证明并非王某所为。郭继仪认为,当初唐慧家人和乐乐当中,“肯定有一个说谎”。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唐慧承认大人说了谎,原因是“怕警察不相信是王某拐走了我的孩子”。
 
在提交给警方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唐慧的弟弟唐世科引用了一段写于2006年10月2日的“乐乐自述”:“2006年10月1日夜,与王某在一起。王某要带我去广东读书”。
 
这份自述的内容后来被证实纯属编造。
 
郭继仪遂将王某列为嫌疑人,将远赴广东打工的王某叫回永州。接受调查后,王某被排除作案可能。当留置盘问期满,派出所依法要将王某放走时,唐慧与家人围在拘留所大门外不准放人。警方只得安排王某搭梯子翻墙离开。
 
得知王某被放走后,唐慧等人冲进派出所。警方当时拍的一个视频截图显示:唐慧和另一人跪在地上揪住郭断仪的警服下摆;唐慧的母亲则一手卡腰,一手抓住其衣领;郭则将双手背在身后。
 
郭继仪的麻烦并未结束,唐慧随后控告他收了王某的钱。永州市公安局和零陵区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直到乐乐被找到,郭继仪在两个多月中一直被停止工作。
 
下一个面临麻烦的是杨军祥。
 
郭继仪被停止工作后,零陵区公安分局将案子由七里店派出所转交刑警大队,由杨军祥负责。
 
杨军祥回忆,根据乐乐家人提供的线索,他最初也围绕王某调查,还去了趟广东,也没有发现王某作案的证据。
 
杨军祥说,在此期间,唐慧家人一直要求正式立案。由于乐乐离家时留了字条,说是出去工作,又没有王某作案证据,因此“立不起案”。但在唐慧强烈要求下,仍“找了个案由立案”。
 
2006年12月30日,唐慧家人在柳情缘休闲屋发现乐乐,遂打电话通知杨军祥。
 
唐慧的法庭陈述称,当时“遭到‘柳情缘’几个男女的暴力阻拦”,打电话向杨军祥求救。“杨军祥赶到现场,抬头看了一下‘柳情缘休闲屋’的牌子,未进休闲屋作任何事情,竟然驾着警车离开现场。”
 
然而杨军祥坚称,当时并非唐慧遭到暴力阻拦,而是乐乐不愿意回家。他赶到“柳情缘”时,发现只有三四个小女孩,没有一个男的,也没任何人拦乐乐。
 
杨军祥回忆,他让家人把乐乐带走,于是唐慧进去抓乐乐,后者往店里跑,被唐慧抓住拖出来。杨军祥认为以当时的情况问不出东西,建议先把乐乐带回家,等她想说了再做笔录。杨军祥随后离开,此时110也赶到,乐乐及唐慧等人被警车送回家。
 
之后的情况在杨军祥的回忆里是:2007年1月4日,唐慧家人通知杨军祥乐乐愿意讲了,便通知其到刑警队“做材料”。次日警方正式立案。
 
立案之后,唐慧指控杨军祥“中断侦查19天”,“故意错失最佳破案时机”。而杨军祥的解释是,在“柳情缘”卖淫只有乐乐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未对秦星等人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跟踪蹲守,到1月24日抓了“柳情缘”容留卖淫的“现行”,方将秦星刑拘。
 
此后杨军祥也成为调查对象,唐慧家人控告他渎职。而永州市公安局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唐慧多次上访告状,前期参与办案的警察几乎全被调查。
 
在先后经过永州市公安局纪委、零陵区纪委调查之后,杨军祥被认为“工作失职”,并于年底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但该处理决定并未提及杨如何“工作失职”,后来杨被内部告知,主要过错是“没有用警车将唐慧送回家”。
 
杨军祥对此不服,但和郭继仪一样,为了“稳定大局”,他长时间选择沉默。处分杨军祥前,唐慧开始进京上访,时值十七大召开之际,永州公安内部人士认为,永州是为了大局而“牺牲”了杨军祥。
 
前述永州当地律师评价,当信访压力大到可能影响地方和部门领导的官位时,“就会迁就迎合,甚至不惜牺牲下属和法律”。
 
舆论风暴中的“唐慧”
在乐乐案重审期间,2010年6月1日,永州一邮局保安队队长朱军在永州市零陵区法院枪杀三名法官,各地记者纷纷赴永州采访。这件事却使唐慧进入公共舆论视野。
 
唐慧找到记者们称,朱军是乐乐的干爹,他是为乐乐的事情枪杀法官。
 
民主与法制报社记者廖隆章就是那一次认识了唐慧。听到这个说法后,他说自己“跟打了鸡血一样”,立刻把她从四五位拎着材料袋的访民中拉出来,带到一个人少的角落采访,想抢一个“独家”新闻。
 
“结果一问三不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假话。”
 
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回忆,枪击案后两天,唐慧在一名男子陪同下,讲述她跟朱军的故事。包括朱军给乐乐买玩具,乐乐失踪后帮忙寻找,还帮她写上访材料,支持她告警察,嘱咐她不要胆小怕事,“自己的事情自己维护”等等。
 
有记者将她的故事写入了朱军案报道。不过当时在场的《大河报》记者朱长振起了疑心,他从手机里调出朱军照片给唐慧看,发现对方竟认不出来,遂摇头离去。
 
由于无法提供关于朱军的有效信息,乐乐案一开始并未被媒体重视。但唐慧随后找到了知名媒体人邓飞。
 
邓飞很快发现唐慧在朱军枪击案中撒谎,他也表示了理解,在微博上他介绍与唐慧的相识:“我在永州(采访枪击案),唐慧说她熟知朱军,被我揭穿,问她为什么要骗我们,她眼泪汪汪说不这样,她能找到记者喊冤吗?令我酸楚无语。”
 
枪击案后不久,唐慧因“扰乱社会秩序”被警方拘留。唐慧被抓的原因曾被外界解读为“擅自接触媒体”。但一份内部资料显示,枪击案后,零陵区街道上张贴出大量《告零陵同胞书》,将此事称为是“一位孤胆英雄的剿匪行动”。警方立案侦查后,认为唐慧等四人有作案嫌疑。其中除唐慧本人之外,其他三人均承认所为,并称唐慧参与(但唐慧本人未承认),目的是用枪击案引起关注。
 
永州政法系统一位人士透露,警方当时认定唐慧构成犯罪,在报请批准逮捕时,当地检察院内部出现分歧,又报湖南省检察院,最终未批准。
 
在得知唐慧被拘留后,邓飞连发数条微博呼吁,一个多月后,唐慧获释。
 
此后,在邓飞的帮助下,唐慧联系上搜狐网微博,由后者联系十几家媒体对乐乐案进行报道,并为唐慧介绍了北京的法律援助律师。
 
有关幼女被迫卖淫、公安渎职的信息立即获得全社会关注,唐慧以维护幼女的弱小母亲形象进入公共视野。而2012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以“扰乱秩序”为由作出劳教唐慧的错误举措,终于引发轩然大波,至此唐慧成为“劳教存废”这一重大话题中的代表性人物。
 
但不断有媒体记者发现,唐慧对媒体和公众的陈述,常缺乏必要的严谨,而这些不严谨之处又往往引发关注。例如唐慧一个维持至今的说法:时任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是乐乐案首犯秦星的堂哥,并认为秦爱群一直包庇秦星。“柳情缘”有后台的说法一时流传。
 
南方周末记者在秦星的老家富家桥镇粟山里村三组调查得知,秦爱群籍贯确是该村,与秦星同属一族,但相隔8代。按辈分论,秦星甚至还比秦爱群高一辈。秦爱群早年离家,很少回来。
 
湖南省政法委曾组成调查组对此调查,结果表明秦爱群包庇秦星的说法没有根据。
 
但2013年7月21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唐慧仍然坚称秦爱群是秦星的堂哥,并说这还是秦星的父亲亲口告诉她的。
 
秦爱群的女儿曾拿着秦家的族谱找到永州市公安局,希望组织上能给秦爱群一个说法。永州公安局只能告诉她,省政法委早就调查清楚了,但结论一直不公开,他们也没办法。
 
 
 
 
“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
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2013-08-01]
 
编者按:在永州市劳教委败诉、“上访妈妈”唐慧赢得她应有的胜利之后,南方周末回到这一事件的原点——唐慧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重新审视这桩引发国人极大注意、判决两名被告人死刑、四名被告人无期徒刑的案件。
 
梳理此案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作为唐慧事件的起点,此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
 
我们也关注唐慧对案件发展的影响。唐慧曾自述“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迫使案件走向正轨”,在这一过程中,此案是否始终保持在法治轨道之上,就具有辨析的价值。
 
上访是唐慧维护女儿及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而上访给当地带来激增的“稳控”压力,既使相关部门做出拘留乃至劳教唐慧之举,也把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达标与唐慧的诉求绑在了一起,形成极其微妙的共生关系,这正是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奇特图景。
 
综观唐慧事件,信访与“稳控”这一对矛盾关系产生的效应,作用在每一关键节点。由此主导的过程,是否可称司法进步的方向?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此案的目的——在唐慧终于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也须发问:法治是否同样获胜?
 
因为缺乏“强迫”证据,永州警方是以“介绍、容留卖淫”立案,其后罪名逐渐上升至“强迫卖淫”。
 
上级批示后,警方加大办案力度,唐慧女儿的陈述中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但有些细节却与前期陈述不符。
 
办案警察回忆,一份落款为2007年1月13日的关键证据,在当年2月份之前,卷宗里还从未有过。
 
2013年7月15日上午,在数十名媒体记者的注视下,湖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败诉。“上访妈妈”唐慧最终赢得了这场万众瞩目的行政官司。
 
此案被舆论视为推动劳教制度改革的“一场伟大胜利”,唐慧也成为与制度存废紧密相连的公众人物。她被媒体冠以“伟大母亲”称号:“用一个母亲弱小的身躯维护着司法的威严与公正”。
 
然而“唐慧案”中还有不为公众熟知的复杂一面。从头梳理“唐慧案”的发展路径,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唐慧案”的核心——其女乐乐(媒体报道中使用的化名)被强迫卖淫、强奸案(以下简称“乐乐案”),从立案到审判,每道程序都不合常规。2012年6月5日湖南高院的终审结果是:两个死刑,两个无期徒刑,一个15年有期徒刑。多名受访刑法学者均认为,如此重判实属罕见。
 
该案并没有随着唐慧劳教案的结束而尘埃落定。七名被告人中的两名——秦星、周军辉被判死刑,已在最高法院履行死刑复核程序中。唐慧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对于该案她现在仍然“放不下”,如果死刑不核准,她“更加放不下”。在此之前,唐慧的诉求是判全部七名被告死刑。
 
但七名被告人的家人也开始了各自的上访之路。他们不认可被指控的主要罪名,并认为:判决量刑过重。
 
在采访过唐慧的一位记者看来,唐慧女儿案子侦破和审理的六年,也是唐慧上访的六年。“几乎在每一次案件节点,都有唐慧激烈上访的记录”,“从最开始案子在永州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唐慧跪见公安局长开始。唐慧六年来从永州跪到长沙再跪到北京”。
 
而按照唐慧自己的叙述,乐乐案从一开始就无法正常进行,是她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迫使该案走向正轨。梳理案件发展过程,的确每一个节点都有唐慧以自己的方法所施加的强力影响。关键在于,在唐慧的影响下,此案是否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之上?
 
警方缺少“强迫”证据
按照唐慧曾经的代理律师胡益华的划分,“唐慧案”应该由三个案子组成:一是女儿乐乐被强迫卖淫、强奸的刑案,一个是唐慧被劳动教养行政复议案,一个是唐慧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案。
 
刑案是整个唐慧案中的核心——唐慧上访因刑案引发,劳教则因上访导致。此案已历时近七年,先后经过五次开庭、六次判决和裁定。其主要争议在于,被告人是否存在“强迫”乐乐卖淫的行为。
 
湖南高院的终审裁定书查明了“乐乐被迫卖淫案”的发生过程:
 
2006年10月1日下午,11岁的乐乐一人到家附近的一个旱冰场溜旱冰。看到周军辉(19岁,附近一理发店打工仔)溜冰技术很好,便主动与之交谈;当晚,两人来到一个出租房看碟,发生了性行为,并留宿于该房间。次日,两人一起吃完早饭后,在回理发店途中,被乐乐的舅妈发现,并将乐乐带回家中。10月3日下午,乐乐给家人留下一个字条后离家出走。她找到周军辉,并被后者介绍到“柳情缘休闲中心”(以下简称“柳情缘”)卖淫,一直到12月30日被家人发现。
 
永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两次重审判决和湖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均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带走乐乐的周军辉和柳情缘老板秦星死刑。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四份裁判文书中,认定乐乐被“强迫”卖淫的证据,主要是乐乐本人的陈述。终审裁定书提及2006年10月某日中午的一次冲突:秦星安排乐乐去卖淫,乐乐不从,与秦发生争吵,乐乐朝秦星脸部打了一巴掌,陈刚见状也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讲没大没小的。乐乐便哭。周军辉闻讯赶到“柳情缘”后亦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要乐乐尊重老板,不要和老板吵架。
 
秦星、周军辉则完全否认对乐乐曾有强迫行为。秦星对于那次冲突的起因另有说法:因为乐乐喝了酒,自己讲了她,乐乐不高兴先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才有后面被陈刚和周军辉打。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永州市中院的三次判决也提及那次冲突,在2008年此案第一次判决书中,乐乐就承认先打秦星一巴掌,但这一细节直到湖南高院终审时,才被列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中。
 
“柳情缘”三名性工作者作证称,秦星没有强迫行为。秦星的一审辩护律师徐天桥称,乐乐在卖淫期间并没有被控制,可以去附近上网。
 
几名性工作者在接受徐天桥调查时均陈述店内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强迫接客的行为。其中一名性工作者回忆:“乐乐是她母亲和舅舅来拖回去的,她自己还不愿意回去,愿意继续在店里做事”。
 
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刑警大队警察杨军祥是最早的承办人之一,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接到乐乐家人电话去休闲屋“解救”乐乐时,发现乐乐不愿走,最后唐慧将她拖走。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乐乐卖淫的一家宾馆,就在她家附近。南方周末记者查证,唐慧母女原来的租住地,离“柳情缘”距离约三公里。
 
被告人是否明知乐乐是幼女也成为该案争议焦点。依照中国刑法,不满14周岁女性为幼女,对其的性侵害行为将加重刑罚。秦星和“柳情缘”其他工作人员均称,当时都不知道乐乐年仅11岁。根据乐乐本人的陈述,她被周军辉介绍到柳情缘“上班”时自称15岁。
 
湖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书中还有一份家人寻找乐乐时的“寻人启事”,里面提到的乐乐身高数据,确实明显超出一般11岁女孩。
 
一名被警方询问的嫖客陈述:“在网吧上网碰到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17岁,从外形看估计差不多”。
 
最初负责侦办此案的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刑警大队一开始对主犯秦星是以涉嫌“介绍、容留卖淫”罪立案(该罪名一般情况下刑期不超5年)。在立案侦查一个月后,零陵分局刑警大队还是因为缺少“强迫”的证据,仍认定秦星仅涉嫌介绍、容留卖淫罪。
 
“强迫卖淫罪”如何写进起诉书
立案罪名开始发生变化,始于唐慧“跪见”永州公安局长。
 
2007年2月14日,时任湖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长接到唐慧反映女儿案情的来信后,批示永州方面要“高度重视,依法惩处”;2月28日,经唐慧“跪见”,当时新上任的永州市公安局局长刘建宽批示要“务必严惩彻查,并追究民警办案不力的责任”。
 
警方自此加大办案力度。
 
乐乐案中的一份重要证据,是落款为2007年1月13日的一份乐乐的个人自述,其中详述了其如何被秦星等人强迫卖淫的过程和细节。
 
该案被告人陈刚的一位代理律师分析发现,在案卷材料中,办案后期,乐乐的陈述中对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但有些细节却与前期的陈述不相符。
 
比较落款为1月4日的三份询问笔录和落款为1月13日的自述可以发现,自述增加或改变关键内容包括:
 
关于如何认识被告人周军辉:隐去了在溜冰场主动与周交谈的内容;增加在去柳情缘之前周对她威胁说“把你的丑事告诉同学和老师”。
 
关于10月3日开始去“柳情缘”“上班”:1月4日的陈述为“去了酒店,发现是卖淫,我讲我回去了,霞霞(另一名性工作者)说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1月13日的陈述中,增加“不去就被老板娘骂了一顿”、“霞霞说你敢回去全家都要死”。
 
关于在店内“上班”的情况:增加“一次偷打电话被陈刚绑起来”的内容。
 
而办案民警杨军祥明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于当年2月份脱离该案之前,案卷里都还没有这份落款为1月13日的自述材料。
 
到3月1日警方给乐乐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中,乐乐的说法就与1月13日的自述基本一致了,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如均有“不听话的下场是悲丧(悲哀)的”(周军辉威胁乐乐时的话)。有“照抄”之嫌。
 
随着办案力度的增大,该案被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秦星的罪名由最初的“容留卖淫罪”变成“组织卖淫罪”。后罪较前者更重。
 
之后,该案的定性愈加严重。
 
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负责起诉的检察院和受理的法院级别高低往往决定着案件性质。基层法院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没有管辖权。2007年6月,在听说该案可能在永州市零陵区检察院起诉时,唐慧假扮柳情缘老板秦星的家属,去该检察院打探案情,确认该案是在零陵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唐慧随后找到永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要求由市检察院公诉。在被拒绝后,唐慧“静坐绝食两天”。最终该案改由永州市检察院公诉。
 
永州市检察院最初负责此案审查起诉的是检察官屈中平。唐慧自己回忆,屈认为该案中缺乏被告人“强迫”乐乐卖淫的事实和证据,因此决定以“组织卖淫罪”(这一罪名比公安立案时的“介绍卖淫罪、容留卖淫罪”要重)起诉。得到此消息后,正在生病住院的唐慧“吊针一拔”,再次找到检察院。
 
唐慧在永州市检察院立案大厅跪了18个小时,其结果是检察院更换了公诉人,制作了新的起诉书,特别是将“强迫卖淫罪”写入其中。该罪名最重可判死刑。
 
永州政法系统一位领导至今仍认为,就事实和证据来看,警方当初对案件的定性没错,该案由区检察院起诉也没错。
 
量刑是否过重
2008年6月6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乐乐案作出一审判决。秦星、周军辉被判处死刑,陈刚、刘润被判处无期徒刑,兰小强、蒋军军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6年。此外判处六名被告人共赔偿被害人9万元。(被告人秦斌当时逃逸,2010年归案)
 
六名被告人不服,均提起了上诉。永州市检察院则提起抗诉。
 
永州中院在此次判决中被认为“犯了低级错误”,因家境不好,周军辉的家人未给其请律师。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没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然而,据说由于法官自己也未曾料到周军辉会判死刑,因此并未指定律师。被告人上诉之后,湖南省高院没有开庭,直接将此案发回重审。
 
在第一次发回重审开庭的法庭辩论阶段,秦星的辩护律徐天桥论及秦星“罪不至死”,唐慧从旁听席冲到庭上举手要打,徐见势不妙,赶紧逃出法庭,唐慧家人一直追到法院门外。此事在永州律师圈迅速传开来,以后再开庭时,被告人的律师们均“小心”了许多。
 
2009年2月11日,永州中院对此案作出第一次重审判决,维持了原判。但判词中删去了一审中“情节恶劣、民愤极大”等字眼。
 
重审判决后,从2月16日起,唐慧坐到永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张晓龙的办公室,在此吃住18天。张晓龙在此期间被法院允许在家休假。
 
唐慧解释,这次抗争的原因是法院审理超出时限,此外在宣判前未公告、未通知;而按照永州市中院出具给唐慧的一份“信访答复”,唐慧的另一个上访原因是“民事赔偿太少”。
 
第一次重审之后,六名被告人再度提起上诉。湖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再次发回永州中院重审。
 
秦星的死刑复核律师彭刚透露,在这一次发回重审时,湖南省高院在内部材料上明确认为对被告量刑过重。
 
2010年11月24日,乐乐案第四次开庭审理,在庭审进行当中,唐慧突然提出取消这次开庭,否则将“死给你们看”。
 
唐慧的理由是,她发现“合议庭对犯罪分子家属异常好。不顾违反法律,允许犯罪分子家属到庭审现场旁听”。
 
唐慧所说的“犯罪分子”,指此案最后一名被告人秦斌。秦斌于2010年7月被抓获。永州中院决定将其与秦星等人合并审理。
 
据一位被告人的律师透露,在此次开庭前的历次开庭中,法院皆以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为由拒绝让被告人家属旁听。但案发时秦斌也未成年,法院此次才允许其父一人旁听庭审。
 
这次开庭最终取消。此外,永州中院还同意唐慧意见,整个刑一庭回避此案。在当事人未能提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整个刑庭法官回避,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罕见。
 
更换了法官之后,唐慧向永州中院称:判决书出来之前,她和家人将留在法院立案大厅。唐慧最终在法院滞留15天。
 
民主与法制报社记者廖隆章获得的一份内部材料中有如下内容:经过唐慧的修改、同意,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迫于2011年3月28日下达(2010)永中刑一初字第55号判决,唐慧一家人才于3月29日撤离中院办公室。
 
唐慧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曾在永州中院立案大厅待了15天,但否认提前看过判决书。
 
这是永州中院下达的第二次重审的判决,也是该院对此案的最后一次判决。除维持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无期徒刑外,原来被判有期徒刑的蒋军军、兰小强被改判无期徒刑。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违反了“上诉不加刑”的基本审判原则。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也不得加重刑罚,除非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作了补充起诉。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永州市中院第一次重审判决后,永州市检察院除了增加对新归案的秦斌的起诉之外,并未有抗诉行为。
 
永州此次判决之后,六名被告人再度上诉,两度将案子发回的湖南省高院直接审理此案。唐慧则继续上访。2012年6月,历经6个合议庭、18位法官审理之后,此案终于走完常规诉讼历程。二审维持了一审最后一次重审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一二审法院认定,秦星、周军辉、陈刚均系强迫卖淫罪主犯,其余四人均系强奸罪主犯。受访刑法学者均认为,两个死刑和四个无期徒刑属于罕见的重判。获刑15年的秦斌案发时为未成年人。
 
此前,因强迫卖淫罪的死刑判例极少,无期徒刑也很少见。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多为判十多年有期徒刑。2010年8月,重庆市五中院判处“美女黑老大”王紫绮死刑(最终核准执行)。与文强“关系密切”的主犯王紫绮被认定犯下五宗罪,但首先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次才是强迫卖淫罪(此外还有组织卖淫、非法拘禁、行贿等三罪),其强迫妇女卖淫造成严重后果:致被强迫妇女2人重伤、5人轻伤、7人轻微伤。
 
二审之后,乐乐案七名被告人的家人也开始了上访。在湖南省高院,负责接访的审判长赫荣生解释说“没办法”。“他说自己办了几十年案子,从来没有这样判过。但没办法,他的官太小。”秦星的哥哥秦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脱轨的唐慧案——评南方周末《“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
 
 
    8月1日,南周罕见地刊发了一组被网友称作“剧情反转洗白”型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出台,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民主与法制》记者廖隆章在微博上披露的一系列质疑材料,这些材料中一些指控是比较硬的,严肃媒体必须有个说法,让唐慧案的报道完整,而不应流于口水或拒绝讨论。二是时间点,此时唐慧案件,包括幼女被迫卖淫案与劳教案,均已结束,刊发类似文章已很难再对案件产生影响,属黄金反思时刻。我个人认为这个姿态是值得鼓励的。调查记者居然是柴会群,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先做些材料梳理,再写评论。
 
 
    回顾唐慧案梗概:唐慧11岁独生女乐乐,在溜冰场结识了19岁的周军辉(死刑),与其发生关系后离家出走,周军辉将她带到了秦星(死刑)和陈刚(无期)开设的“柳情缘休闲中心”卖淫百余次,卖淫过程中遭刘润(无期)、蒋军军(无期)、兰小强(无期)和秦斌(15年)4人轮奸,收入被秦星、陈刚和周军辉瓜分。乐乐被救后因精神障碍和性病可能无法生育。(上百嫖客中有数人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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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周作了四篇报道。一篇是评论,我直接忽略;三篇调查中对唐慧提出如下指控(只拣重要的说)。
 
 
第一篇《什么造就了唐慧》
 
 
1.伪证:
 
 
    乐乐离家后,唐慧一家认定邻居王某将乐乐拐骗。因担心警察不作为,伪造了乐乐的叙述,称她随王某离开。此时王某正在广州打工。警方发现不是犯人,将其放走。唐慧冲进派出所并投诉警察郭继仪,导致后者被停止工作。
 
 
——这个指控看起来成立。
 
 
2.隐瞒和歪曲信息:
 
 
    唐慧在“休闲中心”找到乐乐后,与当事警察杨军祥的讲述不一致。唐慧称现场有人阻拦,警察未作为。杨军祥称实情是乐乐自己不愿回家。唐慧称警察故意懈怠19天不抓人,杨军祥称逮捕需要证据,不能凭借口述,这19天是用于搜集证据。
 
 
——这个指控属于“另一种声音”,并不能证明唐慧作假。我相信警察的部分叙述,原因见评论。
 
 
3.造谣求关注:
 
 
    唐慧捏造了如下信息:枪杀零陵区法官的朱军是乐乐干爹。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是乐乐案首犯秦星的堂哥。
 
 
——这个指控看起来成立。(注:我个人也曾信过“乐乐干爹枪杀零陵法官”的谣言)
 
 
第二篇 《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
 
 
4.量刑过重:
 
 
    犯罪嫌疑人与作证的该场所另外三名性工作者称,秦星(死刑)等人没有强迫乐乐接客行为,乐乐是自愿的,并且不愿跟妈妈回去。警方原本认定的罪名是“容留卖淫罪”(较轻),但因为唐慧多次写信下跪逼迫领导等行为,领导最终给予批示,性质改为“组织卖淫罪”(重),乐乐被逐步诱导口述和歪曲出强迫情节,令量刑偏重。
 
 
——这个指控主要有性质和量刑两方面,我认为记者论述上存在问题,量刑这方面的说法略有道理。具体情况见评论。
 
 
第三篇 《卖淫店老板“假立功”真相》
 
 
5.其它
    秦星(死刑)在被关看守所时,因为救下在厕所自杀的周兰兰,看守所给出立功报告(可用于避免被判死刑)。但事后周兰兰否认。南周引述“御史在途”(著名纪委干部陆群)的说法认为:事发过程的监控录像、看守所其他十几名在押人员的证明、看守所干警的值班记录、驻看守所检察官的确认记录、以及周兰兰本人当时的询问笔录等,他认为这些材料若都是造假,不可能,可形成证据链。
 
 
——这个指控我不能同意。详情依然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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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脱轨的唐慧案
 
 
    我认为这个报道选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具体写作手法上要商榷。柴会群的思路和廖隆章类似,不过后者的爆料中掺杂了过多的私人话题——比如唐慧和女儿的关系如何、隐瞒捐款、拥有护照等等,这些话题公共性太小。前者则从廖的话题中选取了有社会意义的部分进行了讨论:
 
 
    为了让警察抓自己心中的嫌疑人,唐慧做了伪证;
    为了让法院给出自己认为正义的判决,唐慧采取了下跪、闹庭、上访等各种手段,部分是违法的;
    为了获得媒体关注,唐慧向媒体在多次爆料中撒谎。
 
 
    这些都是上访者的常见手法,为的是博取话语权,影响权力,然后让媒体和权力来影响司法。这套方法可称之为【倒逼维稳体制】,由于维稳体制的存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当地是否稳定密切相关。此时,你影响“稳定”的力量越大,对地方官员的压力也就越大。当力量不足时,权力会通过各种方法,如骚扰、拘留、劳教、封口、做工作、压亲属等方法来“维稳”。但如果你特别坚决,掌握的话语权资源又大到一定程度,而你的对手后台没那么硬,那么当地官员就会转而去“维稳”你的对手,包你满意,因为他们会寻求成本最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出现一个副产物,就是【话语权的自我实现】。由于你的对手,被权力“维稳”式处理了,又从反面“证明”了你的指控是正确的,你的抗争和支持你的媒体是正义的。此时,你的话语权就更大了,形成了正反馈。
 
 
    十多年来,市场化媒体非常迅速地掌握了迎合民意的一套报道范式:抗争者是弱小的、值得同情的、被迫害的,被告是有后台的,警察是渎职的、践踏法律的,法官是被收买的,基层政府是官官相护的。这套方法深入人心,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无数知名事件:黄静案、邓玉娇案……但现在媒体意识到,总这样不行,太民粹,要换种新玩法:我们必须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沿法治轨道处理案件,这“轨道”由什么构成?在我看来,这条轨道由两根铁轨构成,一条是程序,从执法机构到司法机构是否遵循了法律程序;另一条是信任,大众是不是信任这些机构。
 
 
 
 
    接下来我从信任和程序来仔细分析这个报道可能存在的问题。
 
 
    唐慧发现乐乐失踪后,怀疑是邻居王某所为,给警察提供了伪证,冤枉了对方。紧接着,她又发现乐乐在“柳情缘休闲中心”卖淫。并声称被暴力阻拦,警察19天不作为等。而警察辩称是乐乐不愿回去,“不作为”实为搜集证据——好,我们先看到这里。
 
 
    在成为被稳控人员之前,唐慧对警察就已经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做伪证,他们不会尽心尽力地调查、帮我找回女儿;不逼他们,他们不会去抓强奸和控制我女儿的犯人。拖延19天的经历则强化了她这一观念。她的心态很普遍,我相信开个投票的话,网上大部分人都会支持她。我还可以推测出网民们对警察的“质疑”:
 
 
    一个新入行的、毫无人脉的卖淫女,三个月接客多达100多次。这条产业链,业务是那么地成熟,客流是那么地稳定。这条街怕还不止这一家“休闲屋”吧(欢迎各路记者证实或证伪)。这么大的产业,你告诉我说,当地警察“不知道”?“没证据”?没收过保护费和老板吃请?你说我信不信?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信。
 
 
    立案后又是一场“角力”。唐慧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获得了让她基本满意的结果。记者发现,在她通过倒逼体制,让领导批示后,乐乐的证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增加了更多被“强迫”的细节,而一些从轻的细节,如她对老板自称15岁,嫖客说她自称17岁等,被有意忽略了。记者还提出了乐乐身高158cm,不像11岁这类理由。记者认为,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变动,警方将案件性质从“介绍、容留卖淫案”(轻,普通5年以下,严重5-10年)改为“组织卖淫案”(重,普通10年以下,严重10年以上到死刑),导致判了两个死刑——好,看到这里,我继续评论。
   
    在这里,记者提出了一些细节,即这个“强迫”卖淫的情节并不像唐慧和乐乐说得那样。乐乐其实具备一
定的自由,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她是被暴力强迫的,死刑在这个意义上判重了。我认为这些细节是有道理的,但仅影响量刑(当然量刑也很重要,毕竟是死和活的区别),并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因为检方是按“组织卖淫罪”(而非强迫卖淫罪)起诉的。组织卖淫和容留卖淫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组织性。该休闲屋有多个性工作者卖淫(南周文中也提到了光作证的就有三个,具体数量我并不知道欢迎大家补充),并有完善和成熟的业务流(三个月百来人),老板对收入分成。不管强迫不强迫,你这个难道不是组织卖淫吗?当然,我并不是搞法律的,如果法律专家和我说的相反,请忽略我的,听他们的。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卖淫罪的从重情节有六条,其中,适用本案的有:
(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五)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以上三条两个判死刑的被告,周军辉符合二、四,秦星符合二、五,每人符合两条,还有什么话说?法院可能在死刑上量刑重了,但那个判决确实并不违法,依然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接着说14岁的问题。11岁的乐乐,老板说以为她15岁,嫖客说看上去17岁,记者说身高不像14岁以下。我认为这套逻辑不对。话说美国很多州有法律,不许将酒类卖给21岁以下的人,所以每次我买酒或者去酒吧,营业员都要我出示驾照(相当于身份证)。我30多了,相信自己看起来绝对不像21岁以下,但除非营业员有绝对的把握(比如我看起来像60岁以上),否则他不会省略这个步骤,因为如果他不检查,就算我报了假岁数,也是他违法。如果我伪造了证件那另当别论。
 
 
    好,回到案件上来,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作为老板,我雇佣了一个人,提供性服务,我可以不检查她的身份证,就是用“问问”的方法确认对方是14岁以上吗?作为嫖客,我可以在和陌生女性发生性关系之前,不去查她的证件,而用“目测”来确定她是否成年吗?在招工要查证件、上网要查证件、住个旅馆要查证件、买把菜刀都要查证件的国家里,去提供和消费性服务反而可以不要对方出示证件?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个基本义务。但自从设立强奸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以来,这种借口成为了犯罪者卸责的常用理由,而媒体和检方居然堂而皇之的接受。
 
 
    唐慧的做法当然有问题,通过坚决地上访、媒体、捣乱等各种方式影响司法,获得了她的“正义”。这对被告很不公平。可如果她不这么干,司法就会公平吗?我要说我信,那是装外宾。其实对比样本早就有了。她未施压的那些被告,比如那百来个嫖客,最后处理了其中几个,惩罚是行政拘留数天。这就是中国司法在没有苦主压力下的状态——当然,作为成熟的理中客,我一定要说,对这些嫖客们仅仅进行行政拘留甚至不予理会的处理方式是公平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对,请理中客们再大声地复述一遍。对嫖客们的处理是公平的、合法的。
 
 
    最后说卖淫店老板秦星看守所“立功”的事情。我很尊敬“御史在途”先生,但这事我要讲两句,假如说自己看了“内部材料”,就可以出来否定法院判决,态度并不合适。因为法院在制度上的设置是最接近公正的,理想情况下,它不像媒体和政府,要顾及真相以外的东西,比如销量、收视率和政绩。它的材料是质证过的,并非单方面的说法,每个材料都有人背书,这样最大限度地去除了【信息污染】。它的逻辑是经得起推敲的。
 
 
    想要否定法院,有两条路:
 
 
1.证明法院是被政治影响的。记者走了这条路,尽管我不喜欢他用“法官张新民被调离审判岗位”之类的【暗示】,这是典型的忽悠手法,诱导观众往法官枉法上想,不应当出现在新闻写作里,但这个思路是对的。只不过说法官枉法,是需要调查和证据的,光凭暗示不成。记者的贡献是指出了法院的判决矛盾,比如两个同一事件中救人立功的人员,一个减刑,另一个假立功,其中必有一个是错判。
 
 
2.证明你拿到了新的材料,而法院在判决时没有看见这份材料。而且新材料要能否定法院的所有论证。或者否定对手原先的材料也行。如果这两点一个都没做到,那所谓的否定判决就是纯粹主观臆测。
 
 
    法院判决“假立功”的理由是:
 
 
证据:现场勘查,认定现场不具备自杀条件。
证人:被救的自杀者否认了自己自杀。
 
 
    这两个理由都很硬。新材料要把这些全否定掉,才有效。本人没有渠道接触到材料,但我要记得不错,被告呈上法庭的材料是三个:
 
 
证据:事发过程的监控录像
证人:值班干警唐爱国
证人:13名同押人员
 
 
    南周和“御史在途”提到的其它“证据”,包括某检察官的确认,公安局的“自查”,某市委常委的“人格担保”。不好意思,这些都不是“证据”,因为他们不是现场人员,这些材料除了体现他们对值班干警的信任以外,和直接证据证人相比,没太大效力。还有个证据是获救人周兰兰的笔录,可惜笔录上没有她的签名,属于非法证据。至于记者说周兰兰在2007年4月2日和2007年4月30日在北京曾两次试图自杀。一次口含水果刀欲冲政府大门,一次携杀虫剂,称如不解决问题就自杀。想用此佐证她在看守所自杀一事上撒谎。这个逻辑太弱了,属于捕风捉影。
 
 
    而在提交的证据中,监控录像显示:“一个身体虚弱的女子扶墙走出监室,走向厕所;13分钟后,汪婷、秦星为首冲出监室奔向厕所,抬出一个人来”(这是南周的描述,当然我个人建议大家把“身体虚弱”、“厕所”等词汇去掉。因为前者是主观判断,后者能和监室一起拍到吗?求证一下)
 
 
    但该录像需要证明的是这样的立功行为。在提交法庭的立功材料上说:“2007年6月12日下午5时40分左右,秦星和汪婷发现周兰兰用一件囚衣一头挂在放风场的钢网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双脚已离地,正在实施自杀,她俩立即上前制止了周兰兰的自杀行为。”
 
 
    我立刻可以提出两个质疑,第一,录像证据没有拍到自杀现场,对不对?周兰兰出门后被人抬回来,这事对结论没有构成逻辑上的证明。第二,“用囚衣在放风场的钢网上上吊自杀”。想象一下,这做得到吗?——对了,这就是法庭的那两个理由。作为否定法庭的新闻报道,至少要像样地回复这两个理由,而不是靠着隐瞒它们来自说自话。
 
 
    接着说证人,13名同押人员作证的是:录像是真实的,录像里的人是周兰兰。那这些证人到底在不在救人现场?证言和周兰兰在法庭上质证过了么?如果只是证明了录像证据的真实性,那没有意义。因为本来就没有人怀疑录像的真实性。
 
 
    最后是值班干警唐爱国。这就是孤证了——收买是可能的。而不是御史在途说的“十几个证人”的互证了。法庭的两个理由,任何一个都比该证人的证明强。如果“御史在途”看见的材料比我说的这些多,希望能对媒体讲出来。毕竟这两个死刑还有复核阶段吧。
 
 
 
 
 
 
    反思媒体干扰司法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出在司法本身上。中国的司法早就死了,它不是死在媒体上,也不是死在上访上,而是死于不信任,死于不遵循程序。当大众不信任司法,不信任法官,法院不愿意严格遵循法律流程,那么它已经死了。至于司法死了以后,有什么乱象,大家都看见了,媒体、水军、看谁最能迎合大众,最深通大众心理,忽悠术使得最好。
 
 
    为什么要设置法庭这一套制度:怎样提交证据?怎样对证人进行质证?怎样庭辩?怎样判决?怎样引用法条出判决书?这些步骤,每一个都是有道理的。避免利益干扰,避免收视率干扰,避免权力干扰,避免媒体信息污染,避免伪逻辑,避免伪证……
 
 
    为什么要信任?信任是厘清材料的起点,只有可信任的材料才能作为正确判断的依据。没有信任就没有真相。警察值得信任吗?检察院值得信任吗?法医值得信任吗?“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你信不信?每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砣。
 
 
    法庭可不可能出错?当然可能。但遵循这一套程序,能够尽可能地逼近真相,哪怕永远也达不到。判决结果体现了社会意义上的公平。为什么大家不信法庭,法庭真的尊重过这些程序么?真的不受权力和金钱影响吗?法官真的是想做公平的判决,而不仅仅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吗?如果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社会还会信任法庭?每个有争议的案子还会存在”真相“?
 
 
    当真相不存在的时候,就是群魔乱舞的时候。上访制度的问题不出在上访上,而是出在司法上。当司法不被公众信任,权力大于法律,那么司法被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所影响则是意料中事。废除了上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访民们会用其他方式对权力施加影响——比如接领导的小孩放学,集体堵各级政府的门,顺便炸炸什么地方。最后,会形成这么一个现象,有话语权,或者争夺到话语权的人,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老实不吭声的最后死在上访路上;有背景的人,不受媒体影响,依然会判最轻的罪,没背景的则倒霉重判。
 
 
    法律脱轨了。
 
 
    脱轨了怎么办?怪唐慧?唐慧这样的上访者,多如牛毛,但没有媒体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力量。怪媒体?媒体反思固然必要,但媒体就算拼命影响司法,一年顶多制造几十个冤案。应该着急的是皇帝,而不是太监。别疑神疑鬼了,把更多力气放到正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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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4日回复)
 
 
1.问:组织卖淫罪不是从重也只有无期徒刑吗?
答:该罪还有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附加条款,可以判死刑。
 
 
2.问:唐慧用自己的方法寻求到了真相和公平,有什么不可以?
答:当我们说“真相”和“公平”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法律事件,“真相”指一套认知程序下的产物,包括质证过的材料与证人,平等而充分的现场辩论,对相互矛盾的证言证据作效力大小的取舍后,由法庭所认可的事实。“公平”指依据“真相”做出法律判断。当公众不信任法庭时,真相与公平便已不复存在,无论结局如何,都是社会角力的政治事件。
 
 
3.问:那个让嫖客和老鸨查妓女身份证确认14岁以上的建议不觉得很中二可笑吗,这还不够外宾?一个非法活动还查身份证?
答:举这个例子,是为明确责任,当嫖客和老鸨说出“我不知道她14岁以下”的时候,责任当然是他们的。在提供和消费性服务之前,男方和女方雇主均有责任确定女方在14岁以上。不确认可以,出事了他们要负全责。有人提出卖淫本身就系非法活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14-16岁并没有身份证(听说现在国内身份证制度已经覆盖到16岁以下了)。这需要执法机构确认并颁发执照。就现在这行业规模和处罚情况,我的建议是尽快合法化。
附:这个观念并非现行法律(现行中国法律规定中有嫖客未知对方满14周岁的从轻情节),是我个人认为该条款不合理,不过判死刑的两人均非嫖客,而是介绍、组织卖淫的人
 
 
4.问:你为什么说“怪媒体?媒体反思固然必要,但媒体就算拼命影响司法,一年顶多制造几十个冤案”,难道媒体没有责任吗?
答:唐慧是个个人,特例,她的成功不可复制,因为媒体资源是有限的,长期聚焦的没几个人。而意图从“媒体是否做民粹化报道”来谈论司法被影响,也是舍本逐末,因为:
(1).媒体有逐利倾向,要吸引眼球,这就必然迎合公众,很正常。你不可能让它干法院的事情。
(2).媒体报道不平衡,顶天了一年影响几十个案子,法治出问题,一年至少影响几十万个案子。
把司法的问题定位在“媒体未做专业、平衡报道”是皇帝不急急太监。
司法的问题在于,大家根本不信任法庭,法院自己不尊重程序,“信任”、“程序”,两条轨道,全脱轨了。这个时候它已经死了,不管媒体是不是做平衡、正确地报道,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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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有记者说假立功案中,在押人员13人确实看见了周兰兰自杀。如果确实如此,那是我的说法有误,请留意。
 
 
 
 
对《脱轨的唐慧案》的质疑的一些回复。(加在博客末尾)
 
 
因为时间不足,只能简单写了。
 
 
1.有记者告知,看守所立功案中,部分为秦星作证的在押人员是到过自杀现场的。如果是这样,并非孤证,是我文中质疑错了,特此说明。
 
 
2.本文虽然对报道内容分析了很多,但并非针对柴会群这篇报道本身的质疑,那样要做的功课太多,我没时间。且文中大量论断还是建立在对警方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信任警察,就还要靠其它记者来调查确认。
 
 
3.我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可能并未写清楚。唐慧“干扰司法/执法”的这种行为,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基础是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她不干扰,执法与司法会公正。
 
 
然而大众并不具备这样的信心。即司法已死。实际上他们对这类违法行为喜闻乐见。这几天不是又在炒偷拍上海法官招嫖举报的事么?没有人、没有媒体认为偷拍隐私是违法的吗?官员是公权不假,难道就能长年累月偷拍他们吃饭睡觉吗?对唐慧义愤填膺的人可能又对这种做法赞美有加。为什么?
 
 
4.在司法已死的情况下,“真相”和“公正”都是不存在的。当谴责者说,因为唐慧的干扰,被告们被“判重”了。这时,“判重”这个论断,是在他接受了媒体信息后,自己评判得出了“公正结果”,并与现实结果进行比对所得。既非法律上的公正,也未必被大众认同,相信很多人还觉得轻了呢。
 
 
5.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要求唐慧“适度”,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这个“度”的参考点。在不存在“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唐慧当然是以自身的“公正”为标尺,要求利益最大化。她不介意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代价,事实上她也已经付了。
 
 
6.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媒体追求眼球,都是天性,你不可能要求他们违背天性(尽管某些人和某些媒体会克制、专业一些,为的是更长久的利益和话语权)。而只能去要求执法与司法的制度。
 
 
7.最后说一下嫖宿幼女这个罪名。我以前一直以为嫖宿(强奸)幼女即便从轻情节也是3-5年左右刑期。当然,如果发生关系的是未成年人(如男方小于16岁)或情侣,那么不入刑仅仅批评教育或拘留几天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成年人可以用“看起来不像14岁”“不知道对方14岁”这种理由来说服警方,让自己只是拘留几天了事。
 
 
难道确认女方有14岁以上是靠“看”么?或者掩耳盗铃式的“不问”?就能脱罪?有人说我要求嫖宿者要身份证正式确认的法子“外宾”了。可我很难想象在法庭上或者公安局里辩论“她像不像14岁”这种完全主观的论断。难道这种理由也能同样用在10岁的女孩,9岁的女孩……6岁的女孩身上吗?如果这样的理由可以被认可,那么嫖宿幼女罪就毫无意义了。那也难怪轮奸乐乐而被判无期的几个人喊冤,其它人都拘留了事,就这几个人被唐慧盯上了,能不冤么。
 
 
希望搞法律的来说说。这是你们这些人的责任,不是我这个外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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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报纸中写道,起诉用的罪名是“强迫卖淫罪”不是“组织卖淫罪”,是笔者看错了。特此说明
 
对《脱轨的唐慧案》的质疑的一些回复。(加在博客末尾)
 
因为时间不足,只能简单写了。
 
1.有记者告知,看守所立功案中,部分为秦星作证的在押人员是到过自杀现场的。如果是这样,并非孤证,是我文中质疑错了,特此说明。
 
2.本文虽然对报道内容分析了很多,但并非针对柴会群这篇报道本身的质疑,那样要做的功课太多,我没时间。且文中大量论断还是建立在对警方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信任警察,就还要靠其它记者来再次调查确认。
 
3.我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可能并未写清楚。唐慧违法的“干扰司法/执法”这种行为,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基础是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她不干扰,执法与司法会公正。
 
然而大众并不具备这样的信心。即司法已死。实际上他们对这类违法行为喜闻乐见。这几天不是又在炒偷拍上海法官招嫖举报的事么?没有人、没有媒体认为偷拍隐私是违法的吗?官员是公权不假,难道就能长年累月偷拍他们吃饭睡觉吗?对唐慧义愤填膺的人可能又对这种做法赞美有加。为什么?
 
4.在司法已死的情况下,“真相”和“公正”都是不存在的。当谴责者说,因为唐慧的干扰,被告们被“判重”了。这时,“判重”这个论断,是在他接受了媒体信息后,自己评判得出了“公正结果”,并与现实结果进行比对所得。既非法律上的公正,也未必被大众认同,相信很多人还觉得轻了呢。
 
5.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要求唐慧“适度”,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这个“度”的参考点。在不存在“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唐慧当然是以自身认定的“公正”为标尺,要求利益最大化。她不介意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代价,事实上她也已经付了。
 
6.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媒体追求眼球,都是天性,你不可能要求他们违背天性(尽管某些人和某些媒体会克制、专业一些,为的是更长久的利益和话语权)。而只能去要求执法与司法的制度。
 
7.最后说一下嫖宿幼女这个罪名。我以前一直以为嫖宿(强奸)幼女即便从轻情节也是3-5年左右刑期。当然,如果发生关系的是未成年人(如男方小于16岁)或情侣,那么不入刑仅仅批评教育或拘留几天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成年人用“看起来不像14岁”“不知道对方14岁”这种理由说服警方,让自己只是拘留几天了事。
 
难道确认女方有14岁以上是靠“看”么?或者掩耳盗铃式的“不问”?就能脱罪?有人说我要求嫖宿者要身份证正式确认年龄的法子“外宾”了。可我很难想象在法庭上或公安局里辩论“她像不像14岁”这种完全主观的论断。难道这种理由也能同样用在10岁的女孩,9岁的女孩……6岁的女孩身上吗?如果这样的理由可以被认可,那么嫖宿幼女罪就毫无意义了。那也难怪轮奸乐乐而被判无期的几个人喊冤,其它人都拘留了事,就这几个人被唐慧盯上了判了,能不冤么。
 
希望搞法律的来说说。这是你们这些人的责任,不是我这个外行的。
 
 
 
唐慧案,是谁在给自己耻辱?[天涯意见领袖][俏无忌] 
 
  导语:唐慧案从悲苦的母亲,到被讥讽为圣母,从公义和法律胜利的尺标到刁民和的借势借端泼妇,直从云端跌到泥沼,其间变化,着实足堪玩味。
 
  一,从上访妈妈到被讥为圣母泼妇的唐慧是谁塑造而成的?!
 
  唐慧案本身的起伏迭落,及后头许多相关报导,让许多人看了如墬五里雾中,网络上的探讨,大部份集中于唐慧案的唐慧本身。从悲苦母亲到圣母的包装,及劳教的受难者,到无情剥夺两条可能不该判死的人,判决死刑等刁蛮情境,让人不敢恭维。着引发社会许多原先支持她的人反感。在8月1号,南周一篇南方周末: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更是投下重磅炸弹,一下子,激起了千层浪。各媒体更将这篇明确带有报社立场的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
 
  南方周末以「综观唐慧事件,信访与“稳控”这一对矛盾关系产生的效应,作用在每一关键节点。由此主导的过程,是否可称司法进步的方向?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此案的目的——在唐慧终于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也须发问:法治是否同样获胜?」做为对法律的考问。媒体,网络,法律语境,密切,而且微妙的构成了整个唐慧案闹剧化。南方周末更重新将整件案件做一翻梳爬,认为许多过程极度不合常理,中间有许多超越常规之处,让人费解。
 
  对于南方周末的反复,有网友便质问南方周末,把唐慧捧成圣母的是你们,把唐慧说成刁民的也是你们,这种丑事,也只有脑分裂的才做得出来。
 
  张雪忠则直斥南方周末是堕落的报纸,从此不再构买此类报纸。「把一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隐晦地归咎于案件中受害人的母亲唐慧女士,我个人决定,今后将不再购买或阅读这份已经完全堕落的报纸”。」
 
  二,石头与蛋的媒体环境。
  对于本案,南方周末的反复可能让具有道德洁癖者相当反感。对于一个媒体,在判决前和判决后,以截然不同的两个面貌相互反对,这种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如果南方周末早已知道整个案件缪误和超乎常情或有被隐晦的细节,为何不早提出,还待判决后才将结果指向是唐慧操弄,以及地方当局牺牲下属以成全社会舆情?!
 
  更有人指责,南方周末是在为湖南地方推卸全部责任。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发了一篇唐慧的文章,其目的很明确:为湖南官方开脱全部责任,企图否定被告的强奸、卖淫罪。结果一不小心得出相反结论:湖南从中院到高院全是饭桶;而且从不依法办事,所有审理判决都任由唐慧一手操控,甚至判决书都是唐慧改定的。如此可笑文章,不是肤浅,就是偏信,甚或被人收买?”而更可笑的是,对一个毫无权势的上访妈妈,她能凭甚么操弄舆论,与及湖南中高法院?!对一个弱势者挞伐,根本不具认何意义。相对于更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网络的作用不过是颗鸡蛋而已。
 
  柴会群则透过他的微博@红嘴乌鸦澄清,所有报导,只是将丢失的信息还原而已。
 
  那么我们倒要问,媒体的平衡是媒体本身最基本的责任,悠关的当事人,更应给于公平报导,不能因自身立场而有所偏颇。这点在欧美或台湾,报纸的立场只能在社论,但平衡报导,是报纸公信力的来源,是报社或媒体得于生存的主要根据,任何媒体经营者都不会为了立场-而自毁根基。在唐慧案中,各家媒体无不加大力度为唐慧鸣冤开道,等到判决后却一面倒的将问题指向细节,从正常的舆论角度来说,这是极度失衡而不正常的。如果一个正常社会和正常的媒体,会在事件当中有已知的讯息却意愿自我丢包,而在事后轻描淡写的说是补充丢失的信息吗?难怪张雪忠认为南方周末是一家已沦陷的媒体,这种媒体,已不配当社会的道德良心和监衡国家机的社会舆论。由此可见在唐慧案中,有更多的是在消费唐慧,唐慧只不过是个被利用角色而已。
 
  三,犬儒式的选责性报导,是媒体人的耻辱烙印。
  有人说,唐慧搏得胜利,归功于上访制度,上访和维稳,让唐慧抓住了地方和法院的七寸,因此让唐慧予取予求。这种说法似乎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据说当地富家桥镇公所官员,对唐慧都礼遇有加。但相对于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恶质的对上访拦截,和各种不合法律常规的操作手法,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则唐慧何德何能,能让永州和富家桥镇,都对之礼遇非凡?如果说这是网民们胜利,那么对于网络某些特殊事件的寒蝉,又该做何解释?!富家桥镇感情是中国的化外天堂,能让唐慧得了便宜又卖乖,尽显泼妇本色?
 
  如果唐慧是被特殊所营造的,那么最后反复的,恐怕也不是那么单纯的丢失细节的复原那么轻描淡写。我们似乎可以嗅出一点感觉,那就是原本想借此突破的劳教制度,似乎又获得充足的生机,这或许才是唐慧案产生颠覆式的反转重要原因。
  比南方周末等媒体失衡报导及事后反复更可议的是,对于造成唐慧案等的体制只字不提,却大刀阔斧的朝向唐慧开刀。再说,唐慧真能影响到湖南中高院判决吗?实际上对付上访,各地政府都有他们的杀手鐗,甚至以各种策略让当事人息事,都是神洲土地常见的事。
 
  张雪忠在他的《社会事件与政权合法性》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政权的产生并非基于民主政治的运作,执政者对政权的合法性并无足够的信心。如何维护政权的稳固便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更多的资源不是用于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促进民众的福利,而是用于掩盖政府的弊病。
 
  这样一来,各种社会事件发生后,也往往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因为一旦要彻查事件的缘由和责任,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也可能难辞其咎。对这些人而言,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封锁消息,并将事件参与者推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加以压制,无疑是最便利的选择“。
 
  而造成唐慧现象,甚至更多的问题,都是基于这个道理。不搬走挡在路上的石头,却责怪驾驶人不守交通规则,这是典型的犬儒式选择性批判。
 
  四,消失掉最初耻辱后的正义的猫
  因此,面对被赋于上访妈妈,到圣母泼妇,这关键点并不在唐慧本身,而是在于媒体的语境,与及法律语境所共同存在的难处,这些难处没有得到解决,类似这种问题便会不断的重复产生。阿伦特曾说过,没有强大的反对力量,是非常恐不的事。媒体在无法获得平衡报导的环境中,甚至是权力的脏手赤裸裸的伸进舆论阵营时,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只能由公权力一手包办。处在这种语境中的媒体本身,是毫无媒体人格可言,更别说是扮演社会的良心和所谓国家的第四权了。
 
  这点在瓜农邓正加事件中,邓正加女儿微博被传出篡夺挟持一事,更加证明媒体人格已经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媒体不仅无法扮演良好的第四权,和社会公义的捍卫者,而是公然的成为权力的传声筒。那么媒体被耻笑,也只能说究由自取。诚如,你明知强盗杀人,可是你却不愿脱离强盗集团,最后推说你杀人是被强盗所迫,是无辜的,这能卸责吗?
 
  人民日报在2013年04月15日一篇署名王石川的文章中指出,要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置,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从唐慧案的反复波澜来看,这种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依政治须要的政治正确”而已。如果根本语境还是一样,任何祈求权力本身对正义的谦卑和退让是不可能的。台湾星云禅师曾经讲过一则寓言,题为正义的猫。当一只猫走到富人家厨房,看到桌上有鱼,结果猫偷吃了鱼,感到有些内心羞愧,自己对自己说,下次不可以偷吃了。第二天牠再来到同一地方,牠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偷吃。第三天,牠再来,牠对自己说,是富翁家没关好门,吃也只是教训富翁而已。到了第四天,猫对自己说,我不是偷吃,是富翁太富裕了,我只是进行一项社会正义而已。从此这世界就有了一只正义的猫诞生,而权力不正是这只正义的猫吗?!
 
  结语:从台湾洪仲丘案,二十五万人到凯达格兰大道送这位下士一程,马英九一脸愧疚的以总统之尊亲自到洪家致悼。而神洲大地的唐慧案反复折腾,瓜农案赔偿一完就船过水不痕。两岸对同样为命案或社会瞩目案件,媒体的报导和力度及公平性是如此的天差地别。这样的媒体语境和法律语境,到底是谁赢了?相信大家都心底有数。
 
 
三十年前,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11岁男童乔迪 普絡赦(Jody Plauche)
  被一名二十五岁的教练 杰夫·杜塞 (Jeff Doucet)绑架,并被带到加利福尼亚州位于橙县的一家旅馆内。在去往加州的途中和开房的旅馆内,男童乔迪普絡赦被其绑架者杰夫多次性侵。1984年的三月一日,加州警方在旅馆内解救了男童乔迪,并同时逮捕了杰夫·杜塞。
 
  3月16日,罪犯杰夫·杜塞被警方押送回路易斯安那州,并抵达巴吞鲁日的机场。乔迪的父亲 加利 普絡赦 (Gary Plauche)提前伪装并埋伏在机场的付费电话亭旁,加利同时携带了一支.38口径左轮手枪。
 
  9点30分,当杰夫·杜塞由警方人员护卫着离开机场 在经过付费电话亭的时候。乔迪的父亲加利突然转身,掏出手枪,对着杰夫·杜塞的头部开了一枪。
 
  恋童癖和绑架犯 杰夫·杜塞头部中弹,转天死亡。受害人的父亲加利 普絡赦也立刻被两名警员制伏。
 
  加利 普絡赦犯案前带着墨镜和白色帽子,所以周围的警方和媒体人员在开枪前并没有认出他来。整个机场射杀事件的过程,都被当地媒体拍摄下来,成为了法庭上指控加利的证据。
 
  乔迪的父亲 加利 普絡赦最初被指控为二级谋杀, 在和检察官妥协后,罪名降低为误杀。加利最终被判五年缓刑和3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1989年,加利完成了社区服务工作的要求。心理学博士爱德华 伍兹(Edward P. Uzee)在诊断加利后向法庭报告,加利在犯案时,头脑里有个声音不停告诉他:一定要杀死杰夫·杜塞,否则他将会继续性侵他的儿子,并祸害更多儿童。
 
  审理此案件的法官最后判决,加利 普絡赦对社会无害,关押他并没有什么意义。被解救后的数年里,乔迪 普絡赦和其他正常孩子一样的成长着,不愿讨论当初被绑架性侵的经历。
 
  今天的乔迪 普絡赦,他积极参与保护儿童和儿童权益的公益活动。加利被当地民众视为英雄。他击毙罪犯的过程被上传到视频网站,并获得了超过9百万的点击量。
 
  警方起初怀疑是地方上同情普絡赦一家遭遇的高级警员,透露给加利关于罪犯何时会被押送到机场和行经路线的信息。但也有可能 是当地媒体工作人员透露了相关信息给加利。警方的调查中还发现了更多证据显示罪犯 杰夫·杜塞也性侵过其他很多儿童。
 
回帖
 
楼上,唐慧上访合不合理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吗?何况,如果未成年女儿被人搞去卖淫,作为一个母亲,要求那帮人死,有什么不合情理吗?那帮人到底该不该死,是法院的事情,唐慧有什么错呢?
  容留卖淫的前提是什么,是卖淫者有主观卖淫的愿望,请问法律上可能认定一个未成年人有主观卖淫的愿望吗?到底谁是法盲?
 
我也有疑问:
  1.唐慧为什么一定要那些人死刑,是因为他们就应该是死刑。如果唐慧不是因为小孩子受到伤害太大,而是小孩子是自愿的,她会6年来一直这么要求么?她不会想多要一些补偿么?所以小孩子肯定受到了非常的伤害。
  2.唐慧可以影响到公检法?我不相信。我以为除非是她闹得很厉害,如果是拆迁上访,早就给办的服服帖帖的了,也就这种事都同情所以法警,城管,维稳的也都不太伸手,所以她才可以闹下去。
 
  如果司法机关能如实、真正地运用法律来审理案件的话,舆论就是影响了司法的正常秩序。但在中国大陆,法官卖刑太普遍了,很多法官都在非法牟利。这个时候舆论来加压司法,就是正能量的体现。就比如,弹劾一个总统,做不对的事情就要纠正,不能因为它的光环而害怕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一个审判能赢得14亿人民的心,就算是违法那又怎样?只能说这条法律不能满足现代人的价值观。
 
  个人觉得,不管唐慧是否在利用媒体舆论来满足她的心里,她的所谓毕竟正是一个母亲所会正常作为的。她没有受过任何的法律职业素质训练,不应对其过于指责。真正应该归责的,反思的,应该是那些接受过系统法律训练,具备理性思维的法官们,加入他们坚守司法底线,何至于被舆论所绑架。。
 
 
唐慧回应女儿非被逼卖淫质疑:她为钱还是好玩?
  唐慧家中的梳妆镜有一道长长裂纹,仍在使用 女儿从小给唐慧写的信、画的画唐慧一直珍藏着
 
  乐乐目前已经18岁身高165cm成绩不是很理想
 
  7月15日状告湖南永州劳教委胜诉后,唐慧又受到媒体广泛质疑。离开公众视野后,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完美。
 
  日前,唐慧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予以回应,并首度公开讲述女儿近况。
 
  唐慧的挎包里,装着三部老式手机,分别被用来联系亲人、记者、律师以及政府部门。
 
  她与丈夫,租住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一处僻静且昏暗的旧单元房里,楼梯左右两侧面积共约60平方米的两间房,构成了他们的家。
 
  女儿乐乐即将升入高三,在湖南另一座城市的亲戚家,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复发一次的生殖器疱疹,无时不牵动着唐慧的神经。
 
  关于心态
  希望别再诬陷我的孩子
  FW:对乐乐被强迫卖淫、强奸案,湖南高院2012年6月最终裁定两名被告人秦星和周军辉死刑,目前最高院正在进行死刑复核。你如何对待这一结果?
 
  唐慧:乐乐的案子让我很累,对湖南高院维持原判的裁定我认了。但死刑复核的结果还没下来,我还是放心不下。
 
  FW:如果将来二人的死刑复核并未通过,或者说有一人未通过,你会怎么做?
 
  唐慧:我也曾经想过这些,但一想就特别烦,所以现在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事。如果死刑复核真的没有通过,我觉得自己会很难接受。
 
  FW:乐乐案中,目前7名被告的家属也开始了上访,你对此作何感想?
 
  唐慧:上访是他们的权利,这是他们的事情,只是希望能用事实说话,不要再诬陷我的孩子。
 
  我当时之所以不断上访,就是因为乐乐案中,他们一开始就说乐乐是自愿的,我就一定要讨回公道,把事实弄清楚。
 
  如果我不把这件事一直追下去,到时候别人说我孩子是自愿(卖淫)的,我拿什么证明给别人看乐乐是无辜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乐乐万一看到了这篇报道会痛苦得死去活来。
 
  我希望她不会有机会看到这篇报道。
 
  关于亲情
  女儿叛逆母女俩会吵架
  FW:乐乐目前的状况如何?
  唐慧:乐乐目前已经18岁,身高也有165cm,现在湖南省内永州之外的另一个城市里读书,那里距离永州乘火车大约需要四五个小时。乐乐与一个亲戚生活在一起,马上就要升入高三。我每隔一个月去看她一次,每次待一周左右。其实这样也好,要是整天在一起,孩子也比较叛逆,母女之间还会吵架。
 
  目前她的病况还没有减轻的趋势。症状几乎两三个月就要复发一次,每次复发持续七八天,只要一复发,我们全家都受不了。
 
  FW:孩子的性格有没有因为这个案件发生改变?
 
  唐慧:她现在除了上学,整天也不出门。我也不希望她出去,总是担心她的安全。每隔一两天我们会通一次电话,一般她打给我的次数多一些。有时候她的电话欠费了,我晚上不能给她交费,我就整夜都睡不着。
 
  在电话里她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没有钱用了,要钱,或者说今天买了什么东西,花了什么钱,她会一笔笔记在账上。又或者是在校受到老师表扬了。她很不开心的时候还会打电话对我哭,她在学校朋友不多,也有两三个同学关系比较好,而这些同学也并不知道她的经历。
 
  FW:乐乐目前是怎么治疗的呢?
 
  唐慧:乐乐目前正在吃两种中成药,一种是提高免疫力,每隔8天服药两天,另一种是治疗孩子的生殖器疱疹本身,一个月吃两包。这两种药是河南的一个50多岁的老中医,在看到有关报道之后,与甘元春律师联系,免费给我们开的。
 
  关于病情
  每次复发情绪都不稳定
  FW:乐乐的病每次复发会出现什么情况?
 
  唐慧:每次复发,她的情绪就会变得不稳定。有时候会不跟人说话,一个人待着。有时候心里不高兴了,就会发脾气不耐烦。但过一段时间又会跟我说“我那一段时间心情不好,妈妈你原谅我”之类的话。就是她的情绪特别容易反复,这与她本身患病有关。
 
  FW:每次病发的时候,乐乐还能正常上学吗?
 
  唐慧:病发时她能正常上学,就是会特别难受,上课可能听不进去,心情也不好。她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她所在的不是重点中学,教学质量也不是很好,乐乐的成绩也确实很一般,但她有一次在全年级1000多名学生中成绩曾排到80多名。
 
  关于质疑
  她为赚钱吗?她为好玩吗?
 
  FW:8月1日,有媒体对乐乐被迫卖淫、强奸案提出质疑,认为该案缺乏“强迫”证据,你对此作何回应?
  唐慧:8月1日晚上10时,我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报道。这在我看来就是一把刀,一次又一次地扎向我的心。我很愤怒,花店也没心思去打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乐乐曾遭4人伤害,她为什么愿意做这种事?她是为了赚钱吗?她是为了好玩吗?一个11岁的女孩能够承受这些吗?她凭什么愿意卖淫啊?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回到家里,我又不可能天天看着她,她早就跑掉了。如果女儿真的愿意这些事情,愿意自甘堕落,她早就跑掉又去做那种(卖淫)事情了,更不会在学校上学。
  此外,报道中说乐乐可以在卖淫期间去上网。乐乐大概是在14岁读初中时才学会上网,以前都没接触过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来伤害一个孩子。
 
  FW:在乐乐失踪之后,你和家人曾经怀疑过一个姓王的邻居,怀疑是他拐走了你的女儿,但调查结果却是他与案件无关,你后来向他道过歉吗?
  唐慧:他是我在永州租住的房子隔壁邻居。他当时有20多岁,没有正式工作。在乐乐10岁的时候,邻居一个15岁的女孩带着乐乐去过这个小伙的家,这个女孩证实,王姓小伙让乐乐和这个女孩跟着他一起去外地工作,但当时乐乐和这个女孩拒绝了。乐乐失踪当天报警之后,我们先从家周围找起,王姓小伙恰好也不见了。所以我更加怀疑他。
  后来警方对王姓小伙进行了调查,警方调查结果说案件与小伙无关,我就跑到公安局要求将小伙拘留,后来局长批示,拘留小伙24小时。后来调查结果显示,小伙确实与案件无关。案件侦破之后,我没有跟小伙道歉。
 
  关于未来
  赴美60万保证金已到账
 
  FW:7月15日湖南高院宣判之后,曾有媒体报道您准备带乐乐去美国治病?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唐慧:这件事本来不想说的,但确实是有这个想法,家里也办了护照。现在先让女儿正常上学,等出国的手续一切办妥,如果女儿能顺利出国,我就看我能不能出国,我多长时间可以出国去看女儿。
  如果我不能出国,我就想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生活,留下爱人在家里。但是很多事情都不在意料之中,让我想着觉得很累,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FW:当时怎么想到要去办护照?
  唐慧:在我从劳教所出来大约三四个月后,当时有很多记者关注我,有一个记者给我捎话,说有一个华侨愿意带着乐乐去国外治病,并支付医药费。而这个华侨的身份信息,对方不愿意让我透露出去。
  乐乐出国的保证金60万人民币,也是由这个华侨出的。这笔钱目前在我的账户上。
 
  FW:赴美治病的事情,现在进展如何?
唐慧: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目前还在筹备当中,还没有最终决定。大概的出国预期是2014年春节之后。即便将来乐乐出国治病,我可能也不能跟着去,这个华侨说将来会在美国给乐乐找一个监护人,我只能去看看她。
  近半年时间,我也没有主动和那个华侨联系,我也担心他会反悔,如果他反悔,我也会不好意思。文并摄/记者 蒲晓旭
 
媒体札记:唐慧与法治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作者微博】
  2013年08月02日 17:15 PM
 
  南方周末昨日封面上的一个问号,在关注唐慧案的人群中激发激烈辩论。
  在这篇《“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中,署名记者柴会群的遣词造句,不像来自民主与法制报社的同行廖隆章在微博上那样咄咄逼人,但究其基本素材,其实也就是复述了有关唐慧劳教案及其女儿“被迫卖淫案”的“另一个真相”,用各门户首页推荐展示时提炼的标题来说就是:“唐慧女儿是否系强迫卖淫存疑:拒受解救被母拖走”;“唐慧与家人曾围堵嫌疑人,警方帮其翻墙离开”、“法院判决书经唐慧修改后下发”……
  至此,@记者廖隆章7月2日起对唐慧“谎言”的持续揭发,算是首度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被正式刊登出来,并且,得到的是中国最著名老牌调查报纸的旁证。
  显然是预见了这组文章刊出后必将引起的巨大波澜,南方周末特意配发了表明报社立场的编者按。首先,是承认7月15日湖南高院终审宣判永州市劳教委败诉系“‘上访妈妈’唐慧赢得她应有的胜利”,而后,笔锋一转,宣布要“回到这一事件的原点——唐慧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重新审视这桩引发国人极大注意、判决两名被告人死刑、四名被告人无期徒刑的案件”。
  梳理此案发展过程后的结论是:“作为唐慧事件的起点,此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我们也关注唐慧对案件发展的影响。唐慧曾自述‘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迫使案件走向正轨’,在这一过程中,此案是否始终保持在法治轨道之上,就具有辨析的价值。上访是唐慧维护女儿及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而上访给当地带来激增的‘稳控’压力,既使相关部门做出拘留乃至劳教唐慧之举,也把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达标与唐慧的诉求绑在了一起,形成极其微妙的共生关系,这正是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奇特图景。综观唐慧事件,信访与‘稳控’这一对矛盾关系产生的效应,作用在每一关键节点。由此主导的过程,是否可称司法进步的方向?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此案的目的”。
  编者按最后一句,也就是大字标题中的那个问号——“在唐慧终于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也须发问:法治是否同样获胜?”
  也正如南方周末为那张以“冤”字为焦点的封面图片配注的说明所言,在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的国家赔偿案胜诉后,中国舆论确实曾经集体欢呼“法治的胜利”。照片上那个赠送给唐慧的热情拥抱,分明就是代表着那些长久以来围拢在唐慧身后的网络声援者。
  一年以来,这位“上访妈妈”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追求法治公平的标志性悲情人物,更被视作借此推翻中国劳教制度的突破口。经由媒体报道和网络号召,数以亿计的支持者站在她的身后,为她未成年女儿乐乐遭强奸并强迫卖淫的苦难而感同身受,为她因不满法院判决故连年上访却被处以劳教而打抱不平。4月12日,湖南永州市中院一审驳回唐慧要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曾满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劳教制度反对者大失所望,当时,唐慧蹲坐在法院门口撕心裂肺的痛哭流涕,曾经让多少网络围观者同样流下泪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呐喊义薄云天,声遏九霄。
  然而,本期南方周末却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的惊天问号,对比引用永州中院及湖南高院的先后四份裁判文书、“乐乐强迫卖淫案”历次询问笔录、以及当事官员、警察、法院、律师和唐慧本人的回忆,指出这位“上访妈妈”事实上是通过“以死相逼”的方式,迫使“该案的定性愈加严重”,乃至当地官方“迁就迎合,甚至不惜牺牲下属和法律”。
 
  被指控的情节主要有二:
  “强迫卖淫罪”如何写进起诉书——“乐乐案中的一份重要证据,是落款为2007年1月13日的一份乐乐的个人自述,其中详述了其如何被秦星等人强迫卖淫的过程和细节。该案被告人陈刚的一位代理律师分析发现,在案卷材料中,办案后期,乐乐的陈述中对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但有些细节却与前期的陈述不相符……而办案民警杨军祥明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于当年2月份脱离该案之前,案卷里都还没有这份落款为1月13日的自述材料。到3月1日警方给乐乐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中,乐乐的说法就与1月13日的自述基本一致了,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如均有‘不听话的下场是悲丧(悲哀)的’(周军辉威胁乐乐时的话)。有‘照抄’之嫌……2007年6月,在听说该案可能在永州市零陵区检察院起诉时,唐慧假扮柳情缘老板秦星的家属,去该检察院打探案情,确认该案是在零陵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唐慧随后找到永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要求由市检察院公诉。在被拒绝后,唐慧‘静坐绝食两天’。最终该案改由永州市检察院公诉……唐慧在永州市检察院立案大厅跪了18个小时,其结果是检察院更换了公诉人,制作了新的起诉书,特别是将‘强迫卖淫罪’写入其中。该罪名最重可判死刑”。
 
  量刑是否过重——“2008年6月6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乐乐案作出一审判决。秦星、周军辉被判处死刑,陈刚、刘润被判处无期徒刑……六名被告人不服,均提起了上诉……在第一次发回重审开庭的法庭辩论阶段,秦星的辩护律徐天桥论及秦星‘罪不至死’,唐慧从旁听席冲到庭上举手要打,徐见势不妙,赶紧逃出法庭,唐慧家人一直追到法院门外……2009年2月11日,永州中院对此案作出第一次重审判决,维持了原判。但判词中删去了一审中‘情节恶劣、民愤极大’等字眼。重审判决后,从2月16日起,唐慧坐到永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张晓龙的办公室,在此吃住18天。张晓龙在此期间被法院允许在家休假……唐慧解释,这次抗争的原因是法院审理超出时限,此外在宣判前未公告、未通知;而按照永州市中院出具给唐慧的一份‘信访答复’,唐慧的另一个上访原因是‘民事赔偿太少’……第一次重审之后,六名被告人再度提起上诉。湖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再次发回永州中院重审。秦星的死刑复核律师彭刚透露,在这一次发回重审时,湖南省高院在内部材料上明确认为对被告量刑过重。2010年11月24日,乐乐案第四次开庭审理,在庭审进行当中,唐慧突然提出取消这次开庭,否则将‘死给你们看’。唐慧的理由是,她发现‘合议庭对犯罪分子家属异常好。不顾违反法律,允许犯罪分子家属到庭审现场旁听’……这次开庭最终取消。此外,永州中院还同意唐慧意见,整个刑一庭回避此案。在当事人未能提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整个刑庭法官回避,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罕见……民主与法制报社记者廖隆章获得的一份内部材料中有如下内容:经过唐慧的修改、同意,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迫于2011年3月28日下达(2010)永中刑一初字第55号判决,唐慧一家人才于3月29日撤离中院办公室……这是永州中院下达的第二次重审的判决,也是该院对此案的最后一次判决。除维持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无期徒刑外,原来被判有期徒刑的蒋军军、兰小强被改判无期徒刑。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违反了‘上诉不加刑’的基本审判原则……受访刑法学者均认为,两个死刑和四个无期徒刑属于罕见的重判。获刑15年的秦斌案发时为未成年人。此前,因强迫卖淫罪的死刑判例极少,无期徒刑也很少见”。
 
  在这篇封面报道的最后,是允许曾被唐慧要求全判死刑的七名被告人的家属讲述无奈:“二审之后,乐乐案七名被告人的家人也开始了上访。在湖南省高院,负责接访的审判长赫荣生解释说‘没办法’。‘他说自己办了几十年案子,从来没有这样判过。但没办法,他的官太小。’秦星的哥哥秦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们要向唐慧学习,’2013年7月中旬,永州市富家桥镇粟山里三组村民秦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7户人家打算轮流去上访。’”——这也就引出了另一篇配发报道《什么造就了唐慧》。
 
  南方周末要描述的是唐慧案给永州人带来的最大启示,即“相信上访”:“对于唐慧的上访‘成绩’,秦军在一份上访材料中将之归功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富家桥镇,有很多干部曾经接访过唐慧。背地里,有人对她无可奈何;表面上,却又恭敬有加,生怕她不高兴了又去上访。每逢节日,唐慧总能收到镇干部们发给她的问候短信。在唐慧的鲜花店开业时,不少花篮都是镇干部们送的。唐慧2007年第一次进后,因‘稳控’不力,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被诫勉谈话,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则被免职……唐慧坚持上访让当地既恨但更怕。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唐慧进。富家桥镇的镇长给唐慧发短信,几乎是求她回去:‘你要不回来,我就要被撤职。’奇特的情形就这样维持下去了。永州当地一位律师认为,唐慧‘发现了信访制度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内部材料上了解到,自2008年以来,富家桥镇政府给予唐慧的“困难补助”共计21万余元,且呈加速度进行……对于唐慧提出的184万元民事赔偿,富家桥镇曾到省高院做工作,让其照判,判完了由镇里负责解决。但这一提议未被采纳。在乐乐案二审在湖南省高院开庭后,2012年5月22日,唐慧到湖南省高院‘下跪’,其间法警与其发生肢体冲突,唐慧为此住院七天。富家桥镇以省高院的名义,赔给唐慧1.5万元。唐慧当时要求湖南省高院道歉,富家桥镇干部中普遍流传一个说法:接访人员情急之下,曾向湖南省高院提出,是否可以让他们穿上制服,冒充高院法官向唐慧道歉,结果被高院拒绝”。
 
  “为了大局”而“倒了霉”的警察们也出来讲述委屈,也就是涉及认定是否“强迫卖淫”的关键细节:“杨军祥坚称,当时并非唐慧遭到暴力阻拦,而是乐乐不愿意回家。他赶到‘柳情缘’时,发现只有三四个小女孩,没有一个男的,也没任何人拦乐乐。杨军祥回忆,他让家人把乐乐带走,于是唐慧进去抓乐乐,后者往店里跑,被唐慧抓住拖出来……立案之后,唐慧指控杨军祥‘中断侦查19天’,‘故意错失最佳破案时机’。而杨军祥的解释是,在‘柳情缘’卖淫只有乐乐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未对秦星等人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跟踪蹲守,到1月24日抓了‘柳情缘’容留卖淫的‘现行’,方将秦星刑拘。此后杨军祥也成为调查对象,唐慧家人控告他渎职。而永州市公安局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唐慧多次上访告状,前期参与办案的警察几乎全被调查。在先后经过永州市公安局纪委、零陵区纪委调查之后,杨军祥被认为‘工作失职’,并于年底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但该处理决定并未提及杨如何‘工作失职’,后来杨被内部告知,主要过错是‘没有用警车将唐慧送回家’。”
 
  对唐慧撒谎的另一段指控,即便是一手将这位“上访妈妈”带入公共舆论视野的记者邓飞也同样承认,即唐慧当时是通过伪称2010年枪杀永州三名法官的邮局保安队队长朱军是自己女儿干爹之事,而吸引了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枪击案后不久,唐慧因‘扰乱社会秩序’被警方拘留。唐慧被抓的原因曾被外界解读为“擅自接触媒体”。但一份内部资料显示,枪击案后,零陵区街道上张贴出大量《告零陵同胞书》,将此事称为是‘一位孤胆英雄的剿匪行动’。警方立案侦查后,认为唐慧等四人有作案嫌疑。其中除唐慧本人之外,其他三人均承认所为,并称唐慧参与(但唐慧本人未承认),目的是用枪击案引起关注”。
 
  为了证明“唐慧对媒体和公众的陈述,常缺乏必要的严谨,而这些不严谨之处又往往引发关注”,柴会群还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例如唐慧一个维持至今的说法:时任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是乐乐案首犯秦星的堂哥,并认为秦爱群一直包庇秦星。‘柳情缘’有后台的说法一时流传。南方周末记者在秦星的老家富家桥镇粟山里村三组调查得知,秦爱群籍贯确是该村,与秦星同属一族,但相隔8代……湖南省政法委曾组成调查组对此调查,结果表明秦爱群包庇秦星的说法没有根据。但2013年7月21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唐慧仍然坚称秦爱群是秦星的堂哥,并说这还是秦星的父亲亲口告诉她的。秦爱群的女儿曾拿着秦家的族谱找到永州市公安局,希望组织上能给秦爱群一个说法。永州公安局只能告诉她,省政法委早就调查清楚了,但结论一直不公开,他们也没办法”。
 
  被唐慧死咬不放的还有“卖淫店老板‘假立功’”之事,意指当时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秦星是通过与警察合谋,伪造了施救同监室在押人员周兰兰的“立功表现”,以图减刑。虽说当时监控录像及同监室其它人员均证实此事,但由于周兰兰本人亦公开否认自杀,再加上“有唐慧强烈要求的因素”,永州中院最终认定了秦星的“立功表现”系“伪造”。这种相当于“法院把公安给‘卖’了”的判决,令永州警方陷入巨大被动,“一下被打残了”,再加上其间曾出现的微博、网站“被黑客攻击”事件,使得“假立功”越发被做实:“据永州市公安局内部人士说,正当公安局要公开相关证据、力证没有在立功问题上造假时,湖南省政法委成立了调查组,就包括‘假立功’问题在内的唐慧事件全面调查。‘从那时我们的话语权就没有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办法说话。’”
 
  在此,南方周末引述了持续关注此案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的感慨。在其微博账号 @御史在途中,陆群曾经采信媒体报道的警察帮秦星伪造“立功”一事,并不惜为此公开谴责永州警方,不过,在得到永州一位市委常委“以人格担保秦星的立功是真的”的承诺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假立功”事件:“陆群看了关于‘假立功’事件的相关调查材料后,确认周兰兰自杀是真,秦星救人也是真,是周兰兰对他和媒体说了假话。在陆群看来,这可能也是湖南省委政法委迟迟未公开调查结论的原因之一,预计压力太大——‘公开了调查结果,周兰兰就是作伪证,就得抓。抓唐慧已经闹成这样,再抓一个怎么得了?’”
 
  的确如这篇报道所述,陆群对唐慧上访一事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发表了连续十四段“唐慧案件继续反思”,并强调“真正应该穷追不舍的,是那些在唐慧发现女儿行踪报案后麻木不仁、放弃职责的败类”后,去年8月15日,@御史在途宣布,“出于多方面原因,本人从今天起不再关注和评论唐慧事件”,并确实就此保持沉默——直至今年7月11日。
 
  眼见永州劳教委主任的当庭致歉非但没能平息汹汹舆情,反而给了唐慧及其支持者更进一步的勇气后,@御史在途或许觉得到了已经实在不能再退让、不能再沉默的危急时刻。7月11日,他与@记者廖隆章已经持续一周的“真相揭发”合流,宣布自己有了新的疑问——“唐慧去年以来接受的社会捐赠和政府救济款数十万元进了谁的腰包,以至于她从永州来长沙打官司都要向亲友借2000元盘缠?”
 
  当发现有唐慧支持者将廖隆章斥作“道德洁癖者”后,@御史在途更是挺身而出,代为反驳:“严惩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是必须的,但谎言惑众,为达个人目的而不惜一次次将受害女儿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母亲应严厉批评”;“没有谁认为她的女儿应当受辱,但她也没有必要把责任都推给政府和社会,她绝对不是一个‘伟大母亲’”;“一个坐拥近百万捐助款,丈夫被安排在卷烟厂上班的人,在全国人民都关注的情况下,还说她全家靠低保度日,没钱坐车和住旅社,这种你命名的‘农民式狡猾’,是为了博取全国人民的同情,还是博取法官的怜惜?”
 
  还算好,唐慧揭发者口中类似“圣母‘生活艰难没空陪女儿’却经常泡舞厅,法庭大小便、法官面前脱裤子,‘不要资助’却收90万!”的喝斥,总算没被南方周末刊登出来。不过,这洋洋洒洒的一组封面报道也就足够了,无论是标题中所传达出的疑虑,还是稿件正文,也都是在剥去“伟大母亲”身上的光环,指控她通过编造谎言、捏造事实来赚取同情,在舆论的簇拥下变得越发偏执,最重要的,按照柴会群的概括就是:“唐慧‘发现了信访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
 
  可是,这么一位被全民声援、赞美了一年多的“伟大母亲”,被中国最重要的媒体如此大幅度地倒转形象,并上升到“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的终极提问,又怎么会不让闻者惊诧错愕?要知道,自2012年7月以来,有关唐慧案的舆论态度完全是一面倒,几乎每一位自由派意见领袖都曾经为这位“上访妈妈”鸣冤陈情,市场化媒体也是不惜篇幅传递声援,甚至人民网、@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也都曾那样持续高声地赞美唐慧的坚守。尤其是后两个代表中央喉舌的微博账号,唐慧案根本就是成名之作,为它们赢取了连异议者都自愿奉上的喝彩声。
 
 
只有法治,才能“根治”——湖南永州唐慧事件舆情分析及启示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约舆情分析师 胡江春
  一、事件概述
 
  2006年发生在湖南永州的幼女被强奸被迫卖淫案受害者母亲唐慧连续上访投诉,今年8月2日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依法劳教。此事经其代理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布后,舆论哗然。8月6日湖南省政法委随即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8月10日省劳教委复议后依法撤销对唐慧劳教的决定。调查组正在调查唐慧反映的关于永州市公安局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等问题。
 
  幼女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对劳教制度不满是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和对永州方面激烈批评的主要原因。在批评永州方面的同时,舆论将此事与湖南打造多年的“法治湖南”标签联系在一起,此事似乎成为检验“法治湖南”建设的试金石。
 
  永州市公安局分别于4日和5日在其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作出回应,不到一天时间,迫于舆论压力,又删除相关回应信息,引发网民诟病。
 
  在舆论质疑继续高涨之际,8月6日,湖南省委政法委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并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得到舆论普遍关注。
 
  省政法委成立调查小组、省劳教委受理行政复议和撤销劳教决定,每一个步骤的稳步推进,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赢得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方面尊重民意、顺应民意,但并没有被舆论裹挟,而是坚持依法走完程序,在事实清楚、程序公正的情况下慎重作出撤销劳教的决定。
 
  二、舆论关注度走势
唐慧劳教案事件网络舆论关注度走势 单位:篇(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平台)
 
8月4日,认证微博“永州市公安局”就此事发布回应,由于发布后又删除等举动引发舆论强烈反弹,众多意见领袖发声,引发第一波关注潮。
 
  8月5日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唐慧相关消息,一天内转发超过10万次。人民网官方微博6日零点28分发出评论,质疑劳教决定。舆论关注度猛涨。
 
  8月6日,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8月7日,各重点新闻网站持续关注事件动态,达到第一个舆论高峰。同时舆情开始分化向好,呈现出同情唐慧与对期待结果并重的状态。随后数天公众等待调查结果,舆论关注度进入下行通道。
 
  8月10日,媒体披露唐慧劳教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该消息引发网上500多家网站转发,媒体评论呈现井喷状态。
  三、舆情应对过程
  8月2日,唐慧的代理律师甘元春在微博爆料,引发网友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湖南省和永州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网站和微博多方回应。
  永州市公安局回应:永州市公安局共有两次回应。4日上午11时,其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内容只有“幼女”两个字的微博,迅速引起网民关注。一小时内,该条微博被转发4000余次。下午,永州市公安局通过同一平台,连续发布了12条“就唐慧被执行劳动教养回复网民”的长微博,称唐慧闹访、缠访、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单位和社会秩序,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决定对其劳动教养1年6个月。随后这些信息均被删除。
  5日,永州市公安局再次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唐慧被执行劳动教养相关情况的说明》、《关于对“永州公安帮被告人做假立功”情况的说明》对事件进行回应,称:唐慧为达到“判处7名被告人死刑”等目的,多次上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故对其劳教决定。回应还称,秦某、汪某制止周某某自杀事实存在,没有发现公安民警帮被告人做假立功的情况。
  湖南省政法委回应:6日,湖南省政法委出面回应称:对永州幼女被强奸、其母唐慧反映的有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调查组分成5个小组,对涉及强奸、劳教、‘假立功’、秦星与警界人士之间的关系5个方面分别进行调查。湖南省政法委的回应让案件从地市层面进入省级视野。民意关切很快得到了官方回应,增加了当事人及网民对案件公平公正调查处理的信心。
  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回应: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关于事件也有两次回应。8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受理唐慧对劳动教养案的复议。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将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复议决定撤销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唐慧的劳教决定。湖南省劳教委的网上回应及时、清晰,网下调查处理工作迅速,到位。
  四、意见领袖观点态度
  此事由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因较多微博意见领袖介入,迅速引发舆论巨大关注,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舆论的走势,推动事件发展。分析意见领袖观点态度的变化有利于把握舆情态势走向。
  综合舆论影响力、对此事的关注度等因素,我们挑选了十位微博网友,对比其在慧劳教决定撤销前后的言论变化,可以管窥网上舆论对“法治湖南”建设的看法。
  之前,意见领袖纷纷呼吁永州方面释放唐慧、批评劳教制度等,同时网络舆论充满了愤怒和哀伤的情绪。在湖南省政法委派出调查团赴永州后,意见领袖的观点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向,他们普遍对湖南省委介入此事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这种情绪感染着其他网友,攻击谩骂言论明显减少,舆论氛围趋于理性。
  劳教决定撤销后,意见领袖对后续进展持续关注的同时,对撤销劳教决定肯定评价。“依法行政”、“法治湖南”等关键词在网络言论中频频出现。一直关注此事的著名公益人士、媒体人邓飞认为“如无法治湖南大格局,自己再呼吁可能也难有结果”;某著名网友认为“湖南省委出手,成功地避免了又一起邓玉娇案”并称赞“依法治省、法治湖南”;著名网友薛蛮子对此同样表示称赞;网友胡锡进则希望(湖南)官方的这次纠错能促使全国各地政府制普遍反思。意见领袖对撤销唐慧劳教决定的肯定,使得舆情态势向好发展。
十位意见领袖对撤销唐慧劳教决定前后的观点态度对照表
 
 
五、网络言论倾向性分析
 
  事发初期,网友攻击谩骂言论偏多。湖南省政法委介入消息传出后,网络言论逐步好转。唐慧劳教决定撤销后,正面声音开始集中出现。网络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赞扬“法治湖南”建设走向成熟
 
  人民网网友:湖南在处理唐慧劳教案上无疑是做出了示范,是走向成熟的现代法治社会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搜狐网网友:撤销唐慧劳教案,体现了法治湖南建设的“正能量”,彰显了法治湖南建设的成熟。
 
  网友:唐慧案的处理闪耀着法治光辉,既赢得了民意,也是一堂生动的法治示范课。
 
  网友:复议并没有推翻之前的证据和唐慧本身应负的责任,只是在处理方式上进行了修正,把劳动教养改为训诫教育。这体现了法律的刚性和执法的柔性。
 
  2.呼吁理性看待法治渐进过程
 
  人民网网友:法治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做到立竿见影,需要一个学习、教育,认识、认同,互动、实践的复杂递进过程。
 
  网友:法治湖南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一些地方会出现像唐慧被劳教的个案,但我们要相信法治的力量,相信法治湖南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景。
 
  3.追问永州公安涉嫌渎职和作伪证
 
  网友:一定要严查永州公安内部的#请文明用语#,还善良及不屈母亲一个公道,还广大人民一个公道。
 
  网友:湖南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但这只是第一步。调查组已展开乐乐被迫卖淫、永州公安涉嫌伪证等五方面调查,我们期待下一步处置工作。无数网友集结喊出正义最强音。
 
  4.建议废除劳教制度
 
  网友: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已到了废除之时。
 
  网友:废除违宪的劳教制度。
 
  网友:废除劳教制度,保障公民人身自由。
 
  六、媒体观点摘要
 
  总体来看,传统媒体和网媒对撤销唐慧劳教决定一事的评论呈现出积极、正面、理性评价的姿态,既有对其事件处置和舆论应对得力的肯定,更有对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做法的赞赏,还有对后续调查的期待,也有媒体对劳教制度进行了反思和追问,希望以此案为契机促成改革的实现。多数评论文章认为此次处理体现了对法治的尊重。
 
  观点摘要
 
  湖南官方对舆情、民意的回应是积极的、及时的,最终通过依法复议途径撤销劳教决定也是妥当的。既体现了对舆情、民意的重视,也体现了对法律和执法机关的尊重。这种官民良性互动,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律程序之内解决问题的做法,比之单纯地以领导批示、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更能体现民主、法治的精神,值得提倡。(据新京报社论)
 
  值得欣慰的是在撤销唐慧劳教的同时,湖南省委政法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永州,“调查组中无永州人士”的细节让人们对调查组的公信力心生敬意,而“一旦发现有错,坚决依法纠正”的表态,既让人振奋,也给人更多期待,倡导“法治湖南”的湖南省就不能容忍有任何一处法治“死角”。(据南方都市报,作者:朱永华)
 
  撤销唐慧劳教决定的作出,正是彰显了法治的“正能量”。透过相关负责人“一旦发现有错,坚决依法纠正”的表态和“调查组中无永州人士”等细节,我们看到了“公正”、“正义”逐渐清晰的身影。而这,也是以人为本、“法治湖南”的题中要义。唯有“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唯有将法律的刚性和执法的人性完美统一,唯有在“彻查”此案的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案件才会云开月明,“法治湖南”才会实至名归。(据中国江苏网,作者:高福生)
 
  举国关注的唐慧事件,随着舆论的持续聚焦和有关方面的果断介入调查,出现了新的转机,唐慧的劳动教养经过复议后被依法撤销,让人看到了湖南在法治框架内处理唐慧事件的鲜明态度,无疑也大大增进了广大民众的法治信仰。(据红网,作者:范子军)
 
  这个结果还是官员的胜利。据我所知,这次湖南省劳教委之所以如此快地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源于湖南省委周强的高度重视。这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地方大员,以其特有的法治思维,在此事中表现和传递出了“正能量”。从这个事联想到诸如河北聂树斌案、温州钱云会案等我们会发现,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一个有着法治思维的地方主官,对于一方民众甚至整个社会的秩序来说,具有多么积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也是官员战胜自我、战胜特权、战胜人治思维的结果。(据凤凰博报,作者:陈杰人)
 
  七、舆情应对点评及启示
 
  综观永州唐慧案的发展变化、一波三折,我们在感受网络舆论的强大和猛烈之时,更能体会到此事所蕴含的独一无二的标本意义。永州方面对此事反应速度快,运用网络媒体回应的方式也值得赞赏。但其在操作技术上有着明显的失误,反复删除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引发网民诟病;在回应内容上行文生硬、语气强硬,回应没有起到良好效果。对“永州公安帮被告人做假立功”情况的说明还引遭到了当事人律师的猛烈驳斥。
 
  在舆论质疑继续高涨之际,湖南省政法委6日的表态则显得得体得多,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永州方面造成的被动局面。首先是成立调查小组赴永州满足了民众对更高层级党委政府介入此事的期待。其次调查组对涉及强奸、劳教、“假立功”、秦星与警界人士之间的关系五个方面分别进行调查,基本涵盖了舆论对此事件的所有质疑点。让民众看到了湖南省委彻底调查事件的诚意和决心,赢得了舆论较好评价,使得舆论整体呈现出乐观期待的状态。
 
  省政法委成立调查小组、省劳教委受理行政复议和撤销劳教决定。每一个步骤都稳步推进,给民众带来符合预期的良好结果,赢得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方面尊重民意、顺应民意,但并没有被动地被舆论牵着走,而是坚持依法办案。有作家从6日开始,每天在微博上呼吁“放人”,并号召网友一起转发。截止10日唐慧劳教撤销前夕,其最初的微博已被转发近20万次。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调查组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坚持依法办事,没有一味迎合舆论,受到了舆论尤其是专家学者的好评。
 
  应该说在前期永州方面的事件处置、舆论应对均不理想的情况,湖南高层的介入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从网络舆情可以观察到,层级越高的党政机构越受民众信任。湖南高层的的及时介入,得体的表态和彻查的决心在很大程度止住了舆论对此事件愈演愈烈的质疑之声。唐慧劳教事件由此前一系列事件引起,目前还未画上句号,其他事务尚在调查之中,但舆论已对湖南方面给予积极评价。相信舆论的积极反馈也将促使湖南方面在唐慧一案中更加夯实“法治湖南”的基础。
 
  同时,唐慧劳教被依法解除,体现了尊重舆论与坚守法治的统一。一方面是舆论的裹挟泛滥、非理性质疑,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尊严和程序正义的呼唤,正如邓玉娇案、吴英案、钱云会案等众多事件所表现出的两难境地一样:是不管不顾相关程序甚至违背法律本意而“顺应民意”,还是以呼吁民众理性、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办事?应当承认,媒体的声音,公众的关注,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在唐慧回家的路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法治的精神、民意的体恤、理性的声音,才是护送唐慧回家更有力的保证。只有法治,才能“根治”。
 
  唐慧案的前因后果,凸显了依法行政与依法维权的统一。情与法是矛盾纠结,还是辩证统一?是依法行政,还是随性而为?是以情辨是非,还是以法断黑白?无论是执法者,还是维权者,唐慧案都是一堂有意义的法治实践课。任何人行使国家权力,都必须依法依规,不能超越职权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否则,就是对法治的亵渎和破坏,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理,任何人上访维权,也必须依法守法,不能以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为代价,否则,就是对发展的阻滞和添乱,也必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正如媒体人邓飞所说,“我们更要学习依靠事实和使用法律,而不是裹挟舆论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唯有法律才是所有人最牢靠的保护者。”舆论在呼吁让唐慧回家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呼唤让法治回家。
 
  唐慧案的最终向好,昭示了依法执政与以人为本的统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矛盾问题呈现喷涌之势。坦诚地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制的不健全、源于法治的不完善,需要发扬以人为本精神,才能填补法制的空白、弥补法治的缺失。在推行法治建设的具体进程中,无可避免会出现人为理解的误差、实际执行的偏差,适度给予人性化的关怀,不仅是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的良性转变,更是法律刚性和执法人性的完美统一。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应该也必须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的执政理念。多一分以人为本,就多一分人性光辉。
 
  唐慧案还没有结束。但是,从这些天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法治”清晰而坚定的身影,它正向我们走来。让法制正能量走向良性循环,让法治惠及每一位公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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