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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官文娜博士来院讲学
发布时间:2012-03-15 点击:

    3月13日下午,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官文娜博士应邀在学院218会议室作了题为《日本社会转型期近代文明建设和公民教育的启示》的精彩学术讲座。院长佘双好教授主持此次讲座,党委书记谭玉敏、副院长宋俭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倪素香教授以及学院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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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博士从明治时代初期通过法规取缔恶习陋规,改造风俗,以及明治三十年代讨论社会伦理,建树新时代的社会公德,以及与此同步进行的小学校修身课程中的公民教育。她认为这是明治时代风俗改造和新的社会公德建立的重要特征之一。
    官博士从“明治政府取缔恶习陋规的法令——以东京‘违式诖违条例’为中心”切入,探讨了明治时代(1868-1911年)44年间,日本奠定了近代社会的基础,指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走向近代社会一辆马车上的两个轮子,由此官博士强调“文明开化”与“要求民权”是明治时代近代化的中心,它标志日本近代市民精神的确立,是“人”自身的近代化。正因为实现了人自身近代社会的转型,“立宪”和开设“议院”取得成功,日本也才得以实现和完成社会整体的近代转型。并引日本学者土肥正孝的《日本风俗改造论》中“一切社会改革需要人的新风尚、新思维,需要人自身的整体改造去实现。”从而呼吁社会公德的建立应先从社会风俗改善做起,即从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的改造开始,从改造社会风出发以,完成人自身的近代化改造。
    官博士还以明治时期出版的《六合杂志》和《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国人之风气》为例,介绍并评述了日本近代社会公德建立的历史发展过程。 
    官博士对明治年代 “修身课程”教科书三个历史时期的梳理,探讨了修身课程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及修身课程在公民权利与义务形成中的作用,并总结了课程教育的失败教训,分析了日本“忠”大于“孝”而导致的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深刻文化根源。
    另外,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在“如何培养人的道德”问题上,官博士认为应该从保证社会秩序的道德底线出发,以随地吐痰、“小悦悦”事件等公共场合的不道德事件为例,指出要用强制手段的取缔“消极道德”(不能做什么),并在制度上予以规定和完善。而对于“积极公德”(要做什么)则需要从正面去引导。官博士认为如果这个社会有5%的人能去做到高标准的积极公德,从社会整体来看,只是一个样本而已,意义不大,而且当一个社会不断地在宣扬一些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高标准的道德,就会在一些人群中产生虚荣心,于是出现造假,说谎等恶习。如果一个社会有75%~80%的人懂得和遵守社会的底线(不能做什么),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基本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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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学院师生与官文娜博士进行了互动,围绕在中国今天多元开放的环境中,如何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和国民精神的塑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2010级博士生 张春枝 供稿)
 

来源: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